返回列表頁


  • 1958年的法蘭克福,一位在戰後成長的菜鳥檢察官約翰萊德曼,竟然不知道「奧許維茲」,他天真地問:「那不是一個保護區嗎?」

    身邊與他年齡相仿的,都跟他一樣沒聽說過「奧許維茲」;年紀大一些的,可能有聽過,但卻說:有些關於那裡的影片流出,但那不過是同盟國戰勝以後的洗腦宣傳罷了…。

    記者格尼爾卡痛徹心扉地說:「一個德國檢察官對奧許維茲一無所知,真是恥辱!」

    電影中的這一幕,令我非常震撼,德國人怎麼可能不知道「奧許維茲」?他們怎麼會不知道1945年11月20日舉世震驚的德國「紐倫堡審判」,才判處了「奧許維茲」集中營的3名黨軍首領絞刑,1945到1958,才不過13年!

    我以為,只有戒嚴統治下成長的台灣人才會對這塊土地的歷史如此無知,我以為,只有經過白色恐怖的台灣人才會恐懼噤聲,選擇性遺忘。原來,德國,這個「轉型正義」的模範生,也曾經歷過否認、隱瞞、選擇性遺忘的過程。生活在台灣,校園中還矗立著大獨裁者雕像、島國硬幣上還印著獨裁者頭像,我很好奇,當時的德國人究竟是如何翻轉的?動力從何而來?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帶我們重返了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經濟復甦的美好時代,德國社會好不容易從戰敗的屈辱中站起來,不想再面對那段過去。社會上普遍的認知是:那些罪大惡極的納粹首腦們,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剩下的,如你如我一般的普通人,只是被迫服從命令的螺絲釘而已。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團結、愛國、向前看。

    說好聽是團結、愛國、往前看,但實際上,在官僚體系裡、在上流社會中,納粹勢力仍舊無處不在,這部巨大犯罪機器的螺絲釘們,並沒有在納粹戰敗後就自動消失,他們隱身在德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以慈愛的父親,以轉角麵包店的老闆,以學校老師的身分,若無其事地、繼續生活…。

    怎麼看都看到了台灣社會的影子。

    年輕的公訴檢察官萊德曼,代表的是沒有歷史包袱的新一代,憑著對司法正義的單純相信,決定追查到底。一開始,他天真,無知,隨著一位又一位「奧許維茲集中營」生還者的證詞,他的情緒,從不可置信漸漸變成憤怒與不解,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對如此恐怖的罪行緘默不語?對這些沒有人性的犯罪者不加追究?於是,他狂熱地投入,立志要將每一個壞人繩之以法。

    尤其,是那個人稱「死亡天使」的門格勒醫生Josef Mengele),門格勒在奧許維茲期間,不僅負責挑人進入毒氣室,更進行了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連兒童都不放過。電影中萊德曼的友人賽門克爾許,就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親手將自己的雙胞胎女兒交給了門格勒,使她們成為實驗的犧牲品,克爾許因此自責不已,一直拒絕領取德國政府的補償金。

    萊德曼在追捕門格勒的過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他發現,德國政府根本不積極辦案,門格勒有錢有勢的家族背景,讓他能夠繼續在南美生活、逍遙法外、有恃無恐,甚至明目張膽地回國參加其父的喪禮。他終於看清楚德國政府處處是納粹黨羽的現實。

    於此同時,一直相信父親不是納粹的他,無意間從母親口中得知父親也曾是納粹的一份子。過去,那份自認清白的道德優越感,是他辦案的動力,跟他持反對立場的高階檢察官曾質問他:「難道你要逼每個德國孩子質問他們的父親是不是殺人兇手嗎?」他篤定地說:「是的!」

    如今,他的世界整個崩解,他覺得所有人都好噁心、好齷齪,都是共犯,包括他自己,他失去了辦案的動力,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控訴任何人,因為他無法肯定,如果換做他自己,身處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中,是否能做出更有良心、更有勇氣的選擇!「正義」有可能伸張嗎?如何伸張?他迷惘了,因為,再重的刑罰,都不足以形容或匡正奧斯維茲中所發生的駭人罪行。

    檢察總長對他說:「如果你以為我們是要評判出誰有罪,誰一半有罪,誰無罪,那你根本沒有真正理解這場審判的意義。」那麼,這場審判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他和記者朋友格尼爾卡一同走訪奧許維茲。格尼爾卡問:「看看周遭,你看見了什麼?」他說:「奧許維茲。」格:「不,你看到了一片早地,有花,兵庫,一道籬笆…,奧許維茲是在這裡發生過的一段往事,它被埋藏在這裡,如果你不開庭審判,它就將繼續埋在這裡,直到某一天被全然忘記。重要的不是懲治,而是犧牲者和他們的故事。」

    原本提出辭呈、決定把一切拋諸腦後的他,再度回到了辦公室,因為他終於理解,對奧許維茲的唯一回答就是「自己行正確的事」。電影就結束在這場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法蘭克福審判」的開庭。

    萊德曼檢察官,是虛構人物(據說混合了三個真實人物),但電影中的兩位次要角色,《法蘭克福評論報》記者托馬斯.格尼爾卡(Thomas Gnielka)與檢察總長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則是真實存在的人物。格尼爾卡在青少年時期曾待過奧許維茲集中營工作,為自己的沉默與袖手旁觀感到羞恥,在戰後努力揭發納粹罪行,檢察總長鮑爾則是法蘭克福審判背後的主要推手,同時也是1960年5月23日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捕的關鍵人物。身為猶太人的他,從小就備受歧視,使他開始思考普通人在罪惡中應當承擔的責任。

    法蘭克福審判的被告,不是那些窮凶惡極的納粹首腦,而是數百名曾在奧許維茲任職、沒有決策權的中低階納粹官員,然而,他們不只被動地服從命令,更主動、自願地做出了一些命令以外的虐行。透過審判,鮑爾希望揭開普通人在面臨政治壓力和洗腦教育時的複雜行為表現,好讓德國社會的一般人都有所警惕。

    長達20個月的公開審判,教育意義與象徵性意義遠大於實質上的判刑數量,然而,鮑爾本身對審判的結果並不那麼滿意,因為,他認為,媒體的報導方式妖魔化了這些被告,彷彿他們只是有病的少數,而非正常的德國人,於是,一般大眾可以自我感覺良好,在心理上與之切割。而法官的判決更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好像納粹時期的德國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度,德國人都沒有選擇,只能服從命令,鮑爾說:「這根本與歷史事實無關,如果,沒有那些惡毒的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排猶主義者,和仇視猶太者,希特勒的存在,根本是無法想像的。」


    最近剛好讀完《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說的是那些在白色恐年代被槍決的人的故事,或許因為閃爍著理想的光,或許因為暗示著台灣獨立,他們寫給家人的遺書被當局認定為「不宜送達其家屬、而免發生不良影響」,遭扣押數十年,直到2011年後,經過家屬奔走與各方聲援,才終於送達家人手中。

    讀的時候,除了淚滿書頁,我也不禁想像著,那些曾經批閱、審查這些家書的人,那些為獨裁者背書的法官、檢察官,那些在新店溪旁執行死刑的劊子手,會不會是某某家庭中酗酒的父親?會不會是某某社區中熱心公益的好鄰居?會不會是某某教室裡的老師?

    重要的不是懲治,不是指控,而是訴說,在訴說中,我們一起複習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難題,然後重新面對,重新選擇,重新想像一個更好的自己。在沒有真正解決之前,歷史的課題總是會一再重複的,唯有面對。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上一篇:豢養一條河   移至文章頂端  下一篇:植牙疏失遠超出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