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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德國人自己審判德國戰犯的「法蘭克福審判」,在1963年12月首次揭開序幕。當時二戰已結束18年,德國社會重建復甦,經濟再造奇蹟,一般德國大眾對於納粹帝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所知極少,倖存者也不願意談論過去,表面上社會氛圍安樂美好,實際卻是沈默保守幽閉,審判期長達20個月的「法蘭克福審判」(1963~1965),引來強大非議與抗拒。

    電影《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講的是50年代末德國經濟逆轉奇蹟後的時空背景,眾人對歷史或忘卻或避諱,一位菜鳥檢察官,沒有戰爭包袱,不畏權勢介入調查辦案,鋪陳出德國歷史上極具意義的司法自清--「法蘭克福審判」。

    檢察官約翰萊德曼,無意間得知曾任職奧許維茲集中營的黨衛軍在戰後仍可在學校擔任教職,繼而追查並揭發二戰時期納粹在集中營的暴行,為沈默的德國社會帶來強烈的撞擊。

    電影編導巧妙地連結史實與戲劇,以虛擬的男主角貫串全片,象徵著戰後新世代所思所想,但也在劇情中穿插安排兩位真實人物,《法蘭克福評論報》記者托馬斯·格尼爾卡(Thomas Gnielka)與檢察總長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為1960年代德國社會留下真正的聲音。

    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在著作《責任與判斷》裡有一章節《審判奧許維茲》,很清楚地描述著當年的社會輿論與審判場景。

    「大多數德國人不希望再舉行任何針對納粹罪犯的審判」,「連波昂的法務部長都出來說項,不要再去折騰『我們當中的殺人犯』。」

    …法庭上,被告行為乖張,「...他們對檢察官和證人的訕笑、微笑、嘲笑般的無禮傲慢,對法官缺乏尊重,在聽到人們對其某些行徑發出恐怖的驚嘆聲時,還會顯露『鄙夷和威脅』的目光....,」律師則是不斷地提醒法官,「不要在意外界會如何看我們」,「被控訴者好好的生活在自家,根本沒有被社區中的人當犯罪者而排斥」,好像在暗示沒有一個德國人想要遲來的正義。

    法蘭克福審判針對的是奧許維茲集中營的22位中下層軍官,雖涉及被告權力位階小且人數不多,但透過大眾媒體關注傳播,引發德國社會廣泛深刻的討論與自省,促成強大民意,要求政府對納粹勢力開展大規模清算。

    電影裡,當檢察總長得知約翰萊德曼在偵查奧許維茲時,立即主動參與第一位證人的口授證詞,並對約翰委以重任,提供行政資源,讓約翰放手偵辦,因為檢察總長早就想要審判奧許維茲,只是身處舊思惟的司法系統,苦無機會,檢察總長直白地跟他說「我一直在等(待機會)...」,「那些參與奧許維茲,那些沒有對奧許維茲說不的人,都是奧許維茲...」,也因為檢察總長的擔保護航,他可以槓上意見相左的高階檢察官,直心作為。

    電影裡,編導透過高階檢察官說出當時德國社會輿論的認知,「難道每個德國年輕人都該自問父親是殺人犯嗎?」「這是第一次,有國家因為戰爭行為控訴自己的士兵,這是在自毀羽翼...我愛我的國家,無論風雨...。」

    電影裡,約翰萊德曼面對高階檢察官的質疑,他毫不遲疑地回應「我希望這些謊言,還有緘默,終能有個盡頭」;但,當他蒐集到越多資訊,卻發現謊言與緘默無所不在,從司法、教育、外交等政府公部門,到公司行號、社區鄰里等私領域,都與納粹勢力有著或深或淺的關係,無人可免。

    到最後,他發現連自己都活在謊言與緘默中,他深愛深信的父親與一路相伴共同打拼的記者同志托馬斯·格尼爾卡(ThomasGnielka),都曾待過波蘭的「奧許維茲」,都曾是(或有可能是)殺人犯,真相重擊且動搖他伸張正義的信心,他失去調查的動力....。

    依照程式正義的要求,現代國家一般採取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立法原則。依據德國納粹當局的法律,行為人是合法的,依據戰後西德政府的法律,行為人是違法的,這如何進行審判?如果依據前者,行為人不能受到法律的懲罰;如果依據後者,行為人應受到法律的懲罰,但卻違反了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則。

    但當法令本身「違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當良知和正義感」時,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不得用來抵銷「反人道罪」的犯罪行為。為了更高層次的人權保護,法律不溯既往不能只照顧到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被告人的人權保護,當發生反人類罪等重大犯行下,法律不溯及既往是可以例外的。「大規模或系統性侵犯人權」的行為人,不能因為服從上級的命令而變得合法,更不能為圖利自己而公報私仇。

    審判是迷宮,眾口鑠金,挑戰著每個人內心中真正的意圖,迷惑著每個人心中的信念,審判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年輕熱情的約翰之所以一開始鍥而不捨,某部份是出自於他自信出身潔淨,他的家庭可以倖免於社會共犯之外,他深信「...我的父親從未加入(納粹)黨」。一旦發現至親也介入了,約翰會怎樣?

    發現真相的約翰,動搖了,他無法繼續辦案。但,早知實情的檢察總長沒有動搖,待過集中營的記者沒有動搖,他們穩穩地堅持信念。編導將1960年代德國社會真實聲音巧妙地融入劇情;電影裡的檢察總長就是真實世界裡積極推動並主持法蘭克福審判的檢察總長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

    當時保守勢力對於弗里茨.鮑爾的窮追猛打十分反感,認為他是「瘋狂的復仇者」,試圖「告訴每個德國孩子,他們的父親是兇手」。鮑爾則表示「自己要的不是復仇,而是法律」,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如果受審判的那些人能說出一句帶人情味的話來,那麼世界可以鬆一口氣,德國可以鬆一口氣,所有遇難者的後人也可以鬆一口氣」,然而他一直未能如願,審判庭上,除了年紀最小的一名被告人表達了遺憾,其他人都以「不知情」為由,將自己的責任推脫乾淨。

    鮑爾堅持執法,他認為「法律不是在論斷誰有罪誰無罪,法律是在捍衛人權,人權遠高於行政命令」,在他主持下,法蘭克福審判原則很簡單「服從上級命令即謀殺共犯」。如果被告人是出於上級命令而殺人,或者雖然沒有殺人,但是因為服從上級的命令,參與了集中營日常的管理運作的,即須承擔謀殺共犯的罪名!

    鮑爾從未信任過他自己也任職其中的國家機構,他曾說過「只要一離開辦公室,就感覺身處一個敵對的外國」,「我在司法體系裡流亡」,因為他的堅持,啟動了德國民主司法改革自清。

    為了捍衛人權,身為執法者的鮑爾不惜與體制為敵,他以自家性命書寫著「國家反抗者(Der Staat g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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