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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完年夜飯,我說:「我們來玩牌!」大家問:「是那個桌遊嗎?」去年過年,我帶了「走過台灣」的桌遊,大家記憶猶新。我說:「那個去年玩過了,今年,我們換個不一樣的,跟一個即將來臨的日子有關…」

    桌子擦乾淨,我拿出一副撲克牌,第一張是Joker,看到上面畫的那張臉,姪子馬上說:「那是蔣介石!」接著,翻出黑桃1,上頭寫著「事件經過」,黑桃2「緝菸導火線」,黑桃3「公署衛兵開槍事件」…,很快地,答案揭曉,這是一副以二二八事件經過(黑桃)、重要地景(方塊)、加害者(梅花)和藝術創作(紅心)為主題的撲克牌。

    就這樣一張張翻開,一面翻、一面討論:「什麼是二七部隊啊?」「什麼是雄中自衛隊?」「烏牛欄,好奇特的名字喔!」「原來,現在二二八公園裡的那個建築物,過去曾經是台灣廣播電台啊!」「所有加害者中,只有聽過蔣介石、陳儀、彭孟緝,其他的,真的都沒有聽過耶!」「民謠版的暮沉武德殿很好聽喔!」「這幅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是紀錄二二八最重要的圖騰之一。」…

    講著講著,哥突然說:「小時候,我跟阿嬤睡,阿嬤都會跟我說一些二二八的事情,那時候,我都聽不懂什麼二二八,一直到很多年以後,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追問:「那阿嬤都說些什麼內容?」哥:「說那時候很恐怖,兵仔都隨便亂開槍,亂殺人之類的!」

    聽到哥這麼說,我不免有些遺憾,二二八發生時,阿嬤30歲,一定還有很多記憶,然而,阿嬤生前,我對台灣的歷史根本沒有什麼興趣,我依稀記得,小時候看到阿嬤的身分證上寫的出生日期是「民國六年」,覺得好酷喔,阿嬤的生日年是個位數的。如果當時我就知道,阿嬤出生那年,其實是大正六年,或是1917年,我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敏感度?我會不會比較能夠比對當時台灣人跟世界的關係?對於這位脾氣暴躁、容易焦慮、不慈愛的非典型阿嬤(我以為阿嬤應該都是慈祥的),我是否會多一點點的理解?

    最近剛好看了鄭文堂導演的「燦爛時光」,一齣從二二八演到《美麗島事件》的時代劇。第一集的第一幕,就是主角之一的李月儒回到家,看見父母在收音機旁聽著日本天皇通告日本國民終戰決定的「玉音放送」,父親臉上露出欣慰的神情,轉頭對月儒說:「台灣人要出頭天了!」

    然而,隨著國府來台接管,這樣的盼望急速破滅,台灣人面對的是更多的屈辱和壓迫。二二八發生之後,李月儒的父親,身為地方頭人、有著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挺身主持調解委員會,卻因此被國府軍逮捕、濫殺,一直到被捕前,他都拒絕逃走,並且說:「我又沒有做壞事,為什麼要逃?」

    劇中人物是虛構的,但這句台詞卻是真的,台大任教的林茂生,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省參議員王添灯…等,都曾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當時的台灣社會經過現代化洗禮,人民普遍有法治的觀念,完全不知道「祖國」中國的法治邏輯是交通號誌的紅綠燈參考用,許多原本有機會走避的人,因為堅信「我又沒有做壞事,為什麼要逃?」,而不幸罹難。

    大年夜,手上拿著這副「毋通袂記228撲克牌」,我到底想跟家人們分享什麼?一時之間,我沒有答案,只是一種「身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的直覺。但我告訴大家,二二八是一個轉捩點,本來對祖國心存幻想的台灣人,從祖國的認同中驚醒,萌生了獨立於中國的自我認同。

    雖然經過多年的高壓統治和大中國教育的灌輸,這個獨立的意識,六十多年來,沒有斷過,如地底下的伏流水,靜待最好的時機露出地表,以泉水的形式,噴湧。就像二月一日《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次台灣選舉是「一次公民民族主義爆發的結果」(Last month’s election was the result of an eruption of civic nationalism.) 台灣人的認同,早就不再是虛無飄渺的祖國,而是生活在此的所有人共享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所謂的「愛國」,是負起公民的責任,好好挑剔政府和批評政策,因為,一個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不過,這個國究竟是那一個國,還是有些混亂,前幾天,在小巨蛋,當瑪丹娜演唱會的暖場DJ不小心說出:「I love Taiwan! I love China!」的時候,現場觀眾尷尬凝結,雖然該名DJ事後有公開在社交媒體上道歉,然而,我真心覺得他蠻無辜的,想像一下,如果我是一個外國人,來到一個叫做Republic of China的國家,我怎麼會知道說「I love China」會得罪人呢?那如果我改說「I love Republic of China」就可以了嗎?精神錯亂的恐怕是我們台灣人自己。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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