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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影片「詹姆斯·吉力根:譴責暴力是在浪費時間」,內容講到說,暴力基因說,是危險的誤導,因為,即使基因突變中,的確有一組會觸發暴力行為的基因存在,然而,只有在童年時期受過極惡劣虐待的情況下基因才會突變,換句話說,帶有所謂暴力基因的小孩,並不會比別人粗暴,而且,如果沒有受到虐待,他們產生暴力行為的比例,甚至比沒有這個基因的人還要低。如果我們相信暴力行為是基因決定的,我們很可能就會說暴力是天生的,我們改變不了,就把他們關起來,懲罰他們吧,然後,就懶得去思考如何改變會導致暴力行為的整體社會環境和外在條件。

    其實,在人類歷史中,殺人最多的是結構性暴力,比如,因為全球資源分配極度不均,而有人沒錢買食物、活活餓死,或缺乏醫療而死於愛滋,就像甘地說的:「貧窮是最致命的一種暴力。」

    「結構性暴力」不僅比「暴力行為」毀滅性大,「結構性暴力」同時還是產生「暴力行為」的主要原因。

    譴責暴力之所以不著邊際浪費時間,主因在這種針對暴力的道德論斷,絲毫不會讓我們對暴力行為的產生原因以及預防方式有更多理解,只有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翻轉後--將「治療犯罪」視為公共健康和預防醫學那樣來處理、而非一味指責犯罪是邪惡的--我們才有可能降低社會上的暴力程度。

    雅各.法斯科(Jacque Fresco)說,那些有種族歧視的人,極可能是在灌輸這類價值觀的環境中成長,他們自己就是「次文化的受害者」,他們需要的是幫助,而非指控責怪。真的要解決問題,就有需要去重新設計會產生那種行為的環境。


    這讓我想到NHK追蹤伊斯蘭國的紀錄片中,有一段落,是在倫敦拍攝的,在夜晚的街頭,那些宣揚極端主義的人,到處去找移民的第二代傳教。他們的做法是先傾聽這些年輕人的不滿和憤怒:「他們總是以貌取人,認為我們不是毒販就是小偷。」「雖然我們出生在英國,但總被人叫做巴基佬Paki(巴基斯坦的蔑稱),總是把我們當壞人。」然後適時端出伊斯蘭國的理想,說:「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解決不了問題,只有伊斯蘭國才是唯一的希望。我們隨時都歡迎你們加入。」被英國社會歧視、邊緣化的年輕人,剛好與這些極端主義者呼喚的尊嚴一拍即合。

    其中一位極端主義的傳教士,阿布杜拉‧狄恩,本身是從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的。16歲時被家人趕出來,此後靠販毒為生,入獄服刑時,感覺孤單,正好遇到鼓吹極端主義的伊斯蘭組織來傳教,他感覺到被接納,那種為同伴戰鬥到底的義氣,吸引了他,所以,他加入了這個團體。這團體在被英國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禁止活動後,他們又陸續建立其他組織,以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為名,繼續活動,白天舉行公開宣講,晚上則是針對那些在移民家庭中長大的年輕人,街頭傳教。

    最諷刺的是,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也是在美軍占領伊拉克時,被捕入獄,然後,在獄中,跟極端主義份子還有前薩達姆政權成員連上了線,原本,他只是一位教授伊斯蘭教義的阿訇(老師),在服刑期間,思想卻被激化,搖身一變成為當今輸出恐怖的大頭目,現時伊斯蘭國七位核心成員,其中有四位都是他當時的獄友,監獄反而成為他們結盟、招募、發展組織的場所。

    短期內撲滅犯罪當然有其必要,長期則一定要從製造犯罪的結構面去改變。


    普世價值 / 社會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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