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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演鄭有傑勒嘎.舒米以花蓮港口部落復育海稻田為故事背景,拍攝《太陽的孩子》,探討的是人與土地的關係,探討土地是商品還是價值。

    電影裡,部落老人對土地有份虔誠、尊重與珍惜;重病的阿公,祈禱的不是自己早日康復,而是「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土地恢復生命力。」

    部落裡的年輕人大都出外求生,即便回部落想到的也是土地仲介,想辦法促成財團購地,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為部落創造工作機會,就像電影裡的劉聖雄跟女主角巴奈說「妳就可以留在部落,在飯店擔任管理階層的工作,妳是部落之光...」,他出賣祖先之地完全出自善意。

    部落裡的青少年與孩童對土地幾乎無感,少女Nakaw(吳燕姿Dongi Kacaw飾演)可以因為阿公生病私自賣地,她只是很單純的想著「為什麼不賣地?反正那些地也只是長雜草而已。」

    電影很如實地呈現港口部落的景貌,而港口部落幾乎就是台灣縮影,從西岸到東岸,從部落到農村,都有著人口老化、年輕人離鄉、荒蕪的土地只有待價而沽的場景。

    導演透過一幕鄉長在部落大會遊說族人蓋海景大飯店,而部落老人寧可荒廢土地不願開發,兩造爭執衝突的劇情,帶出土地永續價值與商品產值矛盾對立的序曲。只是,這幕爭執戲拍得很淡,吵不到兩三句就落幕,淡得毫無張力可言。

    或許,這是導演鄭有傑有意的營造安排,他說「我不想用議題的眼光去看這些事情,這些事情對漢人、都市人來說也許這是一個議題,但對原住民、在地人而言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每天的生活。」

    《太陽的孩子》想在每天的生活裡探討人與土地的關係,只是,如果國家行政體系的瀆職是每天生活的一部份呢?

    電影裡有段很荒謬的劇情。

    部落裡的阿姨找巴奈幫忙,因為怪手要剷她家的稻田,巴奈到公所查清土地登記所有人,公所裡的辦事員唬著幾句,「被颱風吹走了,資料都沒有了...承辦人退休了、出國了...這塊土地已經是國有地,財團已經進駐了...」,法律條文白紙黑字,巴奈被堵得啞口無言,只能暗自憤怒不平。

    祖先傳承的土地,一個號稱「家」的地方,只需一筆筆「錯誤的」土地登記、一次次無從追究的行政疏失,土地所有權就會從有變無,法律背後沒有公正的國會、司法與行政,法律只是官商勾結勾結的工具,不能使人免於恐懼。

    電影的高潮是在怪手剷田的一幕,緊急應變的部落族人,手勾手排排坐堅決抗爭,警方舉牌示警後下令驅離,值勤的部落警察與長老對視,長老問著一句讓人落淚的話,「孩子,你的部落在那裡?」只是淚還來不及流,情緒還來不及釋放,隨即鏡頭一轉,少女Nakaw已擋在怪手前,原先火爆的警民衝突變成背景,強度減弱了,鏡頭再轉,再出現已是家中場景,鏡頭的焦點在電視螢幕與電腦螢幕,電視裡報導著怪手剷田與Nakaw擋車,電腦螢幕裡秀著原本滯銷的海稻米因為媒體報導頃刻銷空的標記,再加上電視播報的配音,「縣長下令暫停開發,重啟環評...」,一場因土地衍生出的價值與商品之爭,頓時嘎然而止,因行政疏失而生,因一紙行政命令而止,喜劇收場。

    一件件發生在台灣各地的土地議題,…苗栗大埔、士林王家、台東美麗灣、新竹璞玉、卑南祖靈地遷葬...永無寧日的抗爭、遙遙無期的等待、不確定的未來、激烈的警民對峙...諸多情緒,張力尚未爆破,戲就落幕無蹤,讓人頓時若有所失!就長期關心台灣土地議題的族群而言,這幾幕戲可能極度不過癮。

    或許又是導演鄭有傑刻意的節制,他拿捏著鏡頭的尺度,避免過度激情,「我知道大家喜歡看善惡對立、克服困難後幸福美滿的故事,但那是神話,我們想拍比較真實的故事,巴奈沒有解救什麼,她只是在一個平凡人能做的事裡,盡力去試。況且,這裡的故事與人本來就很美,我不需要加油添醋。」

    而本片在各地宣傳時,導演勒嘎.舒米總說:「這部片希望喚起人們對於土地價值的重新思考,復育的不只是梯田,而是人。」然而,土地為什麼會變成商品,只有產值而無價值?是因為荒謬的行政制度,還是因為人心?

    《太陽的孩子》想探討人與土地的關係,歌詠著「但願太陽底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以自己為傲;但願太陽底下所有的孩子,都能用自己的語言、大聲唱自己的歌;但願太陽底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堂堂正正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需被任何人驅趕。」

    是誰讓世居祖先之地的族人無法免於恐懼、無法堂堂正正站在自己土地上、而要被迫驅離?是誰讓人無法用自己的語言、大聲唱自己的歌、有尊嚴的活著?是誰讓人無法喜歡自己、以自己為傲?

    如果我們躲在法律與公權力背後,不圖翻轉對政治的冷漠,如果我們把人與土地的關係過度浪漫化,冀望回到天高皇帝遠的生活方式,或一味逃避政治意志,迴避處理公權力的濫權問題,剩下的命運將是夕陽西下的歌詠,再也看不到日出。


    普世價值 / 土地、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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