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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像一座橋,很大方地讓人踩在他身上,好看得更遠、更高。這樣的生命,一點都不輕。

    從林同學生前的言行舉止,還有最後Line的訊息看來,他是想以自己的生命,做為槓桿支點,幫助社會上更多人跨越那堵拒絕交流的高牆。

    我們的父母那代,從不質疑教科書,不過問學校到底教了什麼(不滿意台灣教育的父母,如果有辦法,大概就移民了),到我們自己這代,也鮮少思考學校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讀就對了,考就對了,將青春虛擲在重複的演算和背誦中,硬生生把虛假知識灌進腦袋,只為考高分,拿學位,一旦習慣了是非選擇的標準答案,我們誤以為這就是人生的本然,把趨炎附勢當主體性,把屈服威權當現實。

    我們和我們的父母,都沒有主體性,更缺乏現實感。我自己和身邊很多朋友,都是這樣長大的:父母親再怎麼辛苦都要想辦法讓我們把學業完成,而我們,也一股腦地用好好念書、好好考試來報答父母,然而,父母忙著工作、忙著三餐,我們忙著上學、忙著補習…親子之間,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停下來,好好交流。

    此次課綱微調,爭議的焦點被放在歷史科、公民科,然而,台灣教育的根源問題在於:壓抑個人主體性、與現實脫節。這不限於歷史、公民科,是全面的。

    7月21日,在教育部前,《蘋果樹公社》舉辦的公民論壇演講中,作家朱宥勳就曾經提到國文科與現實脫節的問題。文學,本該具有情境模擬、幫助讀者面對不同生命難題的情感教育功能,比如說,如果學生讀過了很多關於失戀、死亡、政治等等題材的文章,當他真的遇到了,就有一些經驗值可以參考。然而,因為現有國文科教材取材的偏狹和落伍,而在這方面是失能的。

    在當代社會的幾個重要議題:族群、性別、階級中,扁政府時期開始,在族群方面有相對來說比較多的努力,即便不滿意,至少有在做,課本收錄了本土文學、原住民文學作品。

    然而,國文課本中完全沒有女性主義的文章,只有女性作家的作品,比如說琦君的「髻」,然而,這裡面的男女觀念,在一百年前,還OK,放在今天的社會,是嚴重脫節的。並不是說不能選,而是,如果關於兩性關係就只有這一篇,沒有其他的平衡報導,如何幫助學生面對現實中的感情生活,建立健康的交友觀念?

    其實,「兩性」教育平等法,已經改成「性別」教育平等法,也就是說,教育部承認不只有兩性。但國文課本中,連一篇同志文章、一個同志角色都沒有,唯一一位同志作家白先勇,收錄的卻是他寫外省老兵的文章,而不是成名作《孽子》。

    根據統計,台灣的校園中,有3%~10%的LGBT,也就是說,30萬學生中至少9000人,無法在國文科中讀到可以認同的角色。

    1960年代有位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王禎和,曾在小說中描繪一位男同志的角色,後來,他被一位讀者告上法庭,出庭時,那位讀者主張:他相信,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像他這樣喜歡男人的男人,所以,他肯定王禎和偷窺了他的生活。1960年的時代背景,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還可以理解。但到了2000年的屏東縣,我們仍有被霸凌而自殺的國三生葉永鋕…。

    另一個在國文課本中完全消失的是階級,唯一描繪到勞工階級的,大概就是向陽的《阿爹的飯包》,但是,詮釋的觀點回到父親為家庭打拼的辛苦,卻沒說是什麼造成父親那麼辛苦,為什麼父親的工資會那麼微薄。國文課本中呈現的,基本上,是一個衣食無虞的世界。

    朱宥勳也特別提到國文科中應該選錄探討自殺的作品:「如果我們一直在國文課堂上宣稱,文學能讓人『安身立命』的話,我們怎麼可以讓最易萌發自殺念頭、且又真的有足夠能力去執行這件事的中學生,單獨面對這些事情?」做為第一線的國文科教師,他認識在手腕上有多道疤痕的「條碼人」,他們是為了紓解壓力、不得不自殘的年輕學子。

    國文科選錄的作品中,沒有探討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以及生命的終極意義,而「不管是宋代的文天祥或清代的方苞,他們的文章中所『獻身』的那種理想,早已不適用於當代政治的邏輯。那種『忠君愛國』的觀念,恰恰正是民主政治時代所應該反對的東西…。」

    然而,當林同學真的為更崇高的理念付出生命時,又被學校、被教育當局抹黑成是心理疾病所致。對執政當局來說,苟且偷生才是沒病。

    林同學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在,都要對得起自己。」這句話,恐怕是成千上萬號稱「正常」的大人,想也不敢想的。

    他像一座橋,他拒絕做偷生的螻蟻,拒絕做執政當局的順民,他誓做最真的自己,用最後一口氣,幫我們跨越那堵拒絕臺灣人主體性交流的高牆。

    他對得起自己,他是臺灣第一等公民。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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