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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譯自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雜誌《外交(Foreign Affairs)》:文章副標題是威權主義的調整撞到牆了(Authoritarian Adaptation Hits a Wall)

    (左圖: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2013年一月北京一名勞工抗議)

    自從1970年代晚期開啟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以來,中共政權已一再挑戰有關其即將傾覆的預言。其成功的關鍵在於採用了或可稱為威權主義的調整authoritarian adaptation——以政策性的改革舉措替代了根本性的體制變革。在鄧小平治理下,這意味著改革農業,發揮企業家的聰明才智。在江澤民治理下,這意味著官方對市場經濟的崇奉,改革國有企業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胡錦濤溫家寶治理下,這意味著社會安全的改革。很多人還在期待,習近平治理下會開啟新一輪全面改革——但他們可能要失望了。 

    由於腐敗蔓延,不平等情況愈演愈烈,經濟增長放緩,環境問題惡化,推動更進一步改革的需要依舊存在。但威權主義調整」的時代日暮途窮,因為在中國當前的威權主義框架內,已經沒有太多可能推動更進一步演變的潛力。一種自我強化的停滯均勢正在形成,沒有某種重大的經濟、社會或國際動盪,這一停滯均勢將很難打破。

     

    中國例外?

    動力之所以喪失,一個原因在於大多數容易進行的改革舉措業已展開。改造農業、鼓勵企業家發揮聰明才智、促進和推動貿易、稍許調整社會保障體制——所有這些舉措在給既得利益者絕少負擔的同時,創造了新的收益和獲益者。餘下的改革困難得多,如在經濟的關鍵領域移除國營壟斷、土地私有化、在財政預算上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建立獨立的司法。讓這些領域繼續前進可能開始威脅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這是這個政權不樂意容忍的。 

    動力喪失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一個日漸強大的反改革聯盟已經形成。絕少有人想要逆轉業已推行的改革舉措,因為這些舉措已經將(經濟)大餅明顯做大。但官僚系統和精英階層內部的很多人士大體而言或將更樂於永遠保持現狀,因為局部性的改革舉措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最好朋友。 

    (右圖:路透社Stringer: 201210月,民眾抗議示威反對浙江省政府計畫修建一家化工廠。) 

    社會大體如何?現代化理論預言,經濟發展一般而言會賦權於社會,終將導向政治轉型。人均GDP大約七千美元的中國,正在順服此一邏輯嗎?很多人認為,這個國家不會,因為中國是例外。他們聲稱,中國的政治合法性更多依賴於政府所提供的物品而較少依賴其所保護的權利。企業家被拉攏,學生被民族大義迷惑,農民和工人只對物質面的正義有興趣。然而,更可能的是,中國的例外不是在社會層面或者文化層面,而是在國家政權層面。 

    在中國如同在別處一樣,經濟發展引發了爭論:農民正在要求降低徵稅,工人要求更多的勞動保障,學生正在組建活動團體,企業家正在開始做慈善,媒體機構開始進行扒糞式調查,律師正在捍衛人權。集體行動已經大大增加,這個國家現在擁有超過一百萬個基層非政府組織。通過在普通人和知識份子之間建立彼此溝通的網路,網路公民構成了對政權的強大挑戰。 

    然而,目標可行的實用性追求演進成熟為政治性訴求,需要有組織技巧和意識形態上的清晰表達。這些至少要求一些政治空間才能發展起來,而這樣的空間在中國幾乎不存在。假如中國共產黨已從1989年的民主運動和蘇聯的經歷中汲取了什麼教訓,那麼這個教訓就是,如中國俗語所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個政權配備有海量資源,逐漸發展出一套無所不在、複雜細緻又極其有效的維穩工具,這套工具已成功遏止了現代化理論邏輯後半段的實現。這一確保國內安全的體制,是設計來扼殺任何反對勢力的形成,不論實際的還是假想的。防患未然甚至比鎮壓更重要——事實上,以暴力手段鎮壓抗議被視作失敗的信號。中國政權力量之強大,與其說反映在其國家猛獸的利牙,不如說反映在其治理手段的手腕靈活。 

    媒體和網路中的言論遭到審查,以阻止被視為有麻煩的任何內容發表。一些活動甚至遭到更加嚴密的監控。甚至明顯是非政治性的活動也可能被認為存在危險;2014年,法律活動人士許志永擾亂公共秩序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他曾領導過為農村流動人口子女爭取平等教育機會的抗爭行動。公開聚集受到嚴格限制,即便是私下聚會也可能招致麻煩。20145月,若干學者和律師在參加了一次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的會議之後遭到拘押,而這次會議只是在一處私人住宅舉行。哪怕是簽署請願書也可能帶來懲罰。 

    關於中國迫切的維穩需要,恰恰同樣重要的是群眾路線也即官方公開引導的出現。包括管轄範圍廣泛的安全機構和由治安巡邏隊、交通協管員和人口監督員構成的編外安全網路在內,一張安全管理之網已在全國各地鋪設就位。有關方面從計程車司機、保潔員、停車場管理員和街頭小販中招募了數十萬平安志願者反恐資訊員,用來報告可疑人員或活動。據報導,北京某社區誇口說,其2400樓門院長可以在數分鐘內注意到任何不正常情形,他們報送的有效資訊將獲得2元(約30美分)一條的獎勵。除了對付政治上的搗亂分子之外,這一系統還追蹤犯罪和恐怖主義威脅,但異見人士篤定被列入主要監控目標。(詳見劉曉玲10萬資訊員收集涉恐涉暴情報《北京青年報》2014530A18——譯注) 

    在今日中國,老大哥Big Brother)無處不在。國內安全網路如同蜘蛛網一般堅固結實但又精細巧妙,無所不在且如水一般無形無狀。識時務避開政治的人,甚至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但假如他們越線,這個影子世界的當局將立即進入行動狀態。官方的過度反應是一種善德而非惡行:人們認可殺雞用牛刀是防止麻煩失控的更好手段。  

    這樣的體制善於維護秩序,但減少了當代中國任何成熟公民社會得以發展的機會,更不用說政治方面的機會了。因此,即便不滿在擴散,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平衡還是全面倒向前者。社會運動如同植物,需要成長的空間。而當這樣的空間不存在,社會運動和植物便都會枯萎。

     

    被埋葬的巨人

    缺乏來自高層或底層的支援,中國的改革目前業已停滯,甚至可能在走回頭路。當前的領導層依舊滿口改革,確實也啟動了一些改革。然而,勢面是雷聲大,雨點小 

    最顯著的是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過去兩年多時間裡,除了數十萬更低級別的官員,已有大約74名省一級官員被拿下,毫無疑問,這場運動是意氣風發的。在習近平掌權之前的30年間,僅有三名國家級官員因腐敗而失去職務;而在習近平治理下,在不到三年時間裡,已有五名國家級官員落馬。但是,當下的反腐敗運動實際上不應被視作一場具有改革意義的安排。因其非但不鼓勵更自由的媒體、更獨立的法庭和用以曝光和制約腐敗的監督團體,反而受到來自高層的驅動和控制,並具有神秘莫測、殘酷無情和充斥政治算計的特點。2013年,任職於一家國有企業的工程師於其一遭到腐敗指控,並在被訊問過程中死於刑訊逼供。2015年初,前南昌大學校長周文斌亦稱其遭受刑訊逼供。這令人想起毛澤東整風運動(儘管在嚴厲程度上小很多),甚至帝制中國時代的紀律懲戒舉動。這樣的運動往往形成更集權的局面而不是相反,並以犧牲官僚集團為代價,來加強具有超凡魅力的特別領袖的合法性。(於其一時任浙江溫州市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總工程師,201331日被溫州市紀委有關人員帶走,48日晚被6名紀委工作人員置於冰水浴桶中反覆悶水致死。——譯注) 

    小規模的改革舉措仍在其他一些領域推進,但沒有一項具有制度革新意義。2012年晚些時候舉行的中共18大強調了司法改革,但截至目前,很大程度上僅僅推動了司法行政層面的重組。2014年晚些時候,中央委員會的一則決定承諾,要強化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但又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司法改革的首要原則。黨的官員頻頻表達對協商民主重要性的認可,並且在今年早些時候,黨發佈了一份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意見書。但缺少懲罰瀆職(體制性無作為)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協商如何才能變得有意義,一點也不清楚。 

    有關方面一再提及,將對適用於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和規章加以重新修訂。但如同立人鄉村圖書館專案遭到強行終止一事所展示的,這一領域的進展緩慢而含糊不清。該專案致力於在中國農村推動課外學習。經濟領域見證了一些真正的改革舉措,諸如削減商業企業的審批壁壘,在銀行業引入更多的競爭。但很多人認為,鑒於若干領域的政府壟斷在很大程度上毫髮無損,這些舉措的意義微不足道。在社會政策領域,全國性一胎政策的放鬆代表著進步,但要推動更有意義的改變,目前的放鬆是不夠的。 

    惰性底下是意識形態的死結。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已指導中國超過30年,這一原則既考慮到連續性,也容納了改革。但其始終包含某種內在矛盾,因為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非人為介入,可能潛在地與作為公共事務最終仲裁者的人格化的黨的領導構成競爭關係,並且在最近一些年,這一問題愈發迫切地:市場經濟的需要與共產黨的需要,哪一個更重要? 

    實踐中,黨的需要占了上風。但這個政權未曾發展出一套內在一致的當代意識形態論述,用以對那一結果予以合理解釋。馬克思主義明顯無能為力。這個政權愈發乞靈於儒家,著眼於在一個等差階級秩序中實現仁政,這對他們來講是輕車熟路的。但這兩者的共存貌合神離,因為黨在形式上依舊宗奉馬列主義,而強調平等的馬列主義與強調等級的儒家彼此齟齬。 

    習近平最常提24個字概括的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眼下,它們在中國張貼得到處都是。這份清單讀起來更像是臨時拼湊的混合體,而非內在一致的願景。它反映的更多是焦慮而非信心:缺乏意識形態根基的實踐虛弱乏力,難以持續。

     

    中國面對的四種未來

    中國面對的可能未來有四種。第一種是黨所青睞的,如中國問題專家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在其著述中所稱,中國或將成為類固醇版的新加坡(Singapore on steroids。假如反腐敗運動全面徹底並持續進行,一個煥然一新的執政黨就可能誕生,以效率和仁慈來治理中國。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可能會繼續,這個國家的經濟潛力可能得到釋放,隨後形成的生產力和進步或將提升這個新執政黨的合法性並鞏固其權力。(易明是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亞洲研究部主任。——譯注) 

    然而,這樣一種未來不可能出現,原因很多。首先,新加坡的威權程度較當代中國低很多;它有多個政黨,有多得多的政治自由。其政治競爭不盡公正,但反對派政黨在2011年選舉中贏得了40%的直接投票。要模仿新加坡,中國或許將不得不大規模開放政治競爭,這樣一來就有可能步入滑向全面多元民主的災難性進路。而這一結果是共產黨不想冒險嘗試的。並且,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所以監督其行政部門的成本相對來講是低廉的。而中國國土面積廣袤,黨早有覺知,監督這個國家從上至下龐大而多層級的政府機構愈發困難重重。 

    第二種,也是最有可能至少在短期內實現的未來,是延續現狀。不論有這樣那樣的任何問題,這個政權當前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並未耗盡生機。從人口特徵到城市化到全球化再到資訊技術革命,助推中國崛起的結構性因素依舊存在,並將在未來一些年持續發揮作用,並且這個政權能繼續受益於這些因素。 

    但不是永遠受益:一個有賴於績效合法性的政權需要持續的經濟增長才能繼續把持權力。隨著增長放緩,對經濟硬著陸的憂懼正在上升。住房泡沫、製造業產能過剩、金融不穩定、國內需求疲弱以及日漸擴大的不平等,都代表著顯著的脆弱性。比如,住房泡沫的破裂可能導致整個經濟出問題,之後,隨著地方政府失去它們賴以維持公共服務和國內安全的重要財政來源,政治領域也會出問題。 

    這可能引發第三種可能的未來:通過危機實現民主。這樣的結果或許並不美妙。鑒於這個國家經濟受損而政治方面的訴求劇增,衝突可能激化而非減弱,現政權埋下的若干枚定時炸彈(人口危機、環境毀壞、民族關係緊張)可能最終爆炸,令局面更加糟糕。當這個國家從民主制的混亂中退避三舍,結果可能是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再度粉墨登場。 

    第四種情形是受控而有序的民主化,這對中國而言或許是最好的結果,但不幸的是不太可能發生。北京領導層開明的話現在就可以採取措施,為最終的轉變奠定基礎,組織多黨選舉是這一過程的最終步驟,將來會水到渠成。漸進實現司法獨立、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處理財政事務、鼓勵公民社會發展並引入黨內競爭,都是可能為日後更加平穩的轉型做好準備的舉措;與涉及人口控制、少數民族和環境的政策轉變相結合後,那些舉措可能會幫助中國擺脫一些未來的創痛。然而,這樣有備而來的有序改革,需要領導層內有支持改革的政治家結盟,而這樣的聯盟目前沒有,且短期內不會出現。 

    對局外人士來講,他們能做的事情有限。外部壓力往往會激發防禦性質的民族大義而非土生土長的自由主義。對於擁有中國這樣國土面積和歷史的國家來講,民主化將只得在內部出現。但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往往是自由民主政體,這一事實造就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拉力——因之,西方幫助中國終極地實現政治演進的最佳途徑是,其自身保持強大、自由、民主與成功。


    普世價值 / 趨勢觀察

       
  • 據《BBC55日在上海報導,上海的一個新法規禁止高層官員的丈夫,妻子和子女經商,但正如全中國如火如荼鼓吹反腐敗運動一樣,中共官方用詞越嚴厲,人們就越嘲諷。

    新浪微博上的一名網友寫道:‌‌‌‌「那表兄弟,二奶,阿姨,兄弟姐妹呢?!」

    另一個網友寫道:「這是否與30年出臺的規定一樣?那從那時候起黨中央都幹什麼了?!‌‌‌‌?

    BBC上海記者John Sudworth

    「北京當局的麻煩是老百姓太清楚腐敗不是制度的副產品。而是制度本身造成的。」

    因為沒有監督,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政治反對黨,腐敗變得猖獗。」

    「他們只需要公開官員的財產。我們不管他們是否經商,我們只關心生意是不是合法的。‌‌‌‌

    沒有陽光法案(sunshine law),沒有「信息自由法」、「資訊公開」或「資訊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只一味要黨紀雙規來反腐敗,如此捨本逐末大費周章,不過是為了整肅異己,鞏固自己權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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