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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佑駿的《台灣的虛偽文化》與范疇的《缺乏創新力的華人社會:充滿「恩情」的道德制約,結果誰都沒有做自己》,兩篇文章講的都是台灣文化和華人社會通病,一個說虛偽的鄉愿文化,讓整個社會沉淪;另一個說是恩情的道德制約,讓人無法做自己。

    「什麼人種,到了美國都可能爆發出顛覆世界的創新,都可能得諾貝爾獎。這證明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才是創新的平台。」

    「回到一個尷尬問題:華人世界中,為什麼難以出現顛覆性的創新?那種改變世界格局,轉化人類生活方式的創新?」

    「華人社會中的『恩情結構』,本質上就是一種『創新殺手』;因為,在環環相扣的恩情氛圍內,難以培養出個性,更不用談創新的爆發力。」

    「這是一個道德義務制約下的『恩恩相報』依賴性循環。這循環可以產生社會凝聚力,但難以產生創新力所必須的個性,除非一個人背叛傳統倫理。」

    道德不應該是一種制約,不應該受外在街談巷議黨同伐異排擠效應的束縛,道德應該是一種美感品味的選擇,就像要不要與菸酒為伍,是一種選擇,只要不酒駕、不在公共場合抽煙,都可以接受,就像要不要熬夜、作息不正常,就像要不要結婚生小孩,就像要不要關注公平正義,就像飲食要不要高膽固醇、高糖、重鹹重口味,別人管不了。

    道德義務制約下的恩恩相報,可能是草木皆兵的互相監控,在眾口鑠金的傳統倫理制約下,有幾個人真的感念父母恩情而真心孝順父母兄友弟恭?大多數華人社會其實比較接近類似日本人「村八分」的同儕壓力,怕被社會上的人所排擠、怕無法被同儕認受。更糟糕的還有結婚是為父母娶媳婦,不是為自己嚮往的愛情,結婚如果是兩個家族的事,如果不是兩個人的事,那婚姻不就要對兩個家族負責?

    更變相的竟然還在流傳24孝,說南北朝時代有一位孝子姓黔婁的,爸爸得了重病,聽地方赤腳仙說「假如病人的糞是苦的,那就還有救;假如是甜的,那就沒治了。」於是庾黔婁每天嚐父親的糞便,嚐到苦的,就喜上眉稍,嚐到甜的,就淚流滿面,跪拜北斗星,求老天折自己壽命給父親。

    還說東漢時期,有一位孝子姓郭名巨,家裡窮,糧食不夠他媽媽跟他小兒子吃,他就想把小兒子活埋。這樣冷血變態的故事也被傳頌成孝道!

    除了孝道,還有人在提倡《弟子規》,講什麼號泣隨,撻無怨」,漠視未成年人的權利,講什麼父母親喪三年,常悲咽」,悲咽不悲咽是個人自然,也可能是病態,值得規範嗎?守喪三年,對世間有什麼功德?迂腐至極。

    從小勉強每個人要做符合「道德正確」的君子,卻不懂要真正要面對的是自己的最真,沒有先能夠做最真的自己,就急著做別人眼中的最好,曲意逢迎,這才是台灣社會和華人文化的最大問題。從小被要求做君子,不知道要做自己的最真,當做不到最好的時候,只好虛矯應付,做一個表裡不一的偽君子了。

    在政壇上號稱異類的柯文哲,他就是不怕同儕的指責,寧願做自己的最真,即使說錯話,做錯事,也不怕別人指指點點,承認說錯話,先接受自己的最真,然後做自己的最好。所以柯P成為當今台灣政壇的典範。

    歸根究底是這個黨國教育和殖民文化的惡質,要公民當臣民,要我們把政府當成國家去愛,不會思辨、不敢反叛,讓我們失真,找不到自己的靈魂,台灣人因此不認識自己的最真,也失去了做自己的最好與最自然。


    人籟萬千 / 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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