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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歷史從來就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對歷史的詮釋,反映了當下的生命狀態。

    我是從2011年,才開始主動去學習228的歷史的,為什麼?回想起來,大概是因為2010年,大埔朱阿嬤喝農藥自殺身亡,反國光石化運動,風起雲湧…。一些社會上發生的事件,幫我打開了心眼。

    那時的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們看見人權被侵害、土地被破壞,卻束手無策?為什麼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發展的方向,沒有任何決定權?明明就要失速翻車了,我們還可以假裝沒事地活著。

    我再也無法滿足於「政府很難為」的答案,因為,政府不是父母,我也不是小孩。我再也無法把媒體上「專家學者的話」照單全收,因為,許多事情並不需要「專業知識」,只要有常識,有良知,就能夠理解並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往回找,找到了228,這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第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也曾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空缺數十年。政府為什麼要隱瞞?絕對不會是為了什麼社會和諧,而是深怕這段歷史會摧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正當性。

    「中華民國政府」對這段歷史的處理方式,反映了我們今日仍舊深陷的困境:權力缺乏制衡,沒有問責機制。那也就是為什麼,《太陽花學運》之後,被起訴的是上百位台灣的公民,卻沒有一個政府官員需要負責。

    想像,如果228和後續的白色恐怖,發生在德國,今天,應該早就完成對當時的行政首長、法官、檢調、情治人員的審判了,而中國國民黨應該早就被依法解散,不可能繼續霸佔不當黨產、繼續參與民主選舉、繼續成為執政黨。

    今天,在這塊土地上,中國黨依舊在維護歌頌獨裁者的銅像,用地名、路名紀念獨裁者,台灣人卻無權決定自己的名字,無權決定要學習誰的歷史地理,以及用哪一種語言學習,這都跟二二八事件後,中國黨政權在台灣建立起的殖民體制有關。但台灣人早就習以為常,甚至,內化了殖民統治者的觀點,這就是困難所在。

    228前一晚,《台灣吧》播出了以228歷史為主題的最新一集,引發了許多爭議,這正說明了,這段歷史還是現在進行式,意思是,造成這個事件的政治權力結構並沒有改變,而且,對於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現實,仍有深刻的影響。所以,我們很難看清楚自身的處境。

     

    228當天下午,我在共生音樂節的真人圖書館,聽到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如果加害者和直接參與者都已死,如何追究?」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瑤華回答說:「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隱含了一種意識形態,認為所謂的『追究』是追究那個人做了什麼,這是形式正義的想法。事實上,追究還有很多形式,包括刑事上、政治上、道德上和個人責任上。」

    她舉了一個例子,德國有一位圖書館的館長,在閱讀解密檔案不小心發現自己的父親曾是納粹高官,所以,他在圖書館中,做了「我的父親是納粹」的系列書展,因為他知道,這不只是關於他自己,而是他孩子的孩子,要活在什麼樣的國家。

    南非處理種族隔離政策的轉型正義過程中,曾參與暴行的加害者,可以申請特赦,但是,必須在公聽會上公布所有的細節。如果不是因為這些證詞,很多人恐怕難以想像居然有人可以做出如此泯滅人性的行為,其中一位檢警人員自白:「因為我三個月沒有業績了,只好折斷他的手指頭,拍照,代表我有在做事。」可以想像嗎?如果他把這段不堪的往事,存放在心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這個負擔,將會把他的臉、他的腦、他的身體,擠壓成什麼樣子?

    審判不是為了指控某一個人,而是透過個人的證詞、去了解整個脈絡,然後去拆解這個會迫使人泯滅自身人性的不公不義體制。

    共生音樂節的晚會上,葉虹靈在短講中邀請現場的每一個人,在明年的228之前,到國家檔案局的網站,輸入有興趣的關鍵字,下載一份關於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資料來讀,然後,跟身邊的人分享你的心得。自己的歷史自己讀,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如果,國家是一種集體意志的象徵,那麼,拒絕殖民者灌輸的歷史,開始寫自己的歷史,就是一個國家靈魂甦醒的開始。因為,國家不是為了保護政權而存在,而是為了守護人權、彰顯人權而存在,這是國家正當性的唯一基礎。

    事實上,在侵犯人權的體制下,挺身反抗,才是符合自然原則的,陳瑤華老師根據歷史資料統計說,納粹統治下,反抗的人生存率為1/2,不反抗的生存率為0

    那麼,我們是在等死嗎?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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