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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龍1972年《精武門》演出霍元甲弟子陳真大鬧日本武館,砸爛污衊中國人是「東亞病夫」的牌匾,其中一句臺詞: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最為經典

    外國人講的「病夫」指的是中國政體,從來不是在蔑視中國人身體的病態。中國人為什麼要硬拗成種族歧視?「病夫」這個字是老外針對「清中國國情的「實情診斷」,專門針對政權的專制腐敗,如實反映舊中國災難深重的危殆,悲嘆的是政治改革嚴重停滯導致民不聊生的晚清中國政府,無關中國人的國民體質。

    1853年,土耳其帝國國力衰敗頹弱,分崩離析,屢被歐洲國家欺凌,酷似晚清中國政府積弱不振。當時其強鄰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曾說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說的是這個帝國正在瓦解。這是世間第一次有國家被稱為「病夫」。

    1860512日《紐約時報》,報導奧地利的最後關頭(Austria in Extremis)時,應是歐洲病夫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上。從此,「病夫」這一形容詞,在西方世界專指政體或國家體質,非關個人。如1860822日,《紐約時報》發表專文美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America) 1860319日美國國會眾議員Samuel Cox曾用「我們的病夫」形容過墨西哥,說「美洲墨西哥相當於歐洲土耳其(she is to America what Turkey is to Europe)

    1970年代,英國人嘲諷自己政府在經濟上欲振乏力是歐洲病夫,20055月《經濟學人》意大利政治結構抑制經濟改革也將此頭銜送給她。今年年初法國因失業率高、經濟成長弱而被媒體稱為新的歐洲病夫("new sick man of Europe.")。搞不好,不久就會聽到臺灣政府是新的東南亞病夫("new sick man of Southeast Asia.") ,因為一年半前馬邦伯才從《經濟學人》獲得Ma the Bumbler的稱號。

    上海英國租界18961017日英文報紙《字林西報》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評價甲午戰爭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東方之病夫(Sick Man of Asia)也」。這是「東方病夫」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世間,作者是英國人,主要內容是批判晚清官僚貪腐無能,積重難返,導致軍事政治改革全盤失敗。但作者並未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完全絕望,文章末尾還期許:「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汲汲,猶未晚也!」文章批評的是「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晚清政府」。

    18961017日《經濟學人》的另一篇文章,則把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同列為世界四大「病夫」(The Four "Sick Men" of the World)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有翻譯國外報導,說到中國之所以未被瓜分,是因為人口眾多,且「民情凶悍、專事殺戮謀反」,治理太過棘手,列強沒有殖民企圖,只想開港通商。

    另一篇同樣刊於1896年的《萬國公報》上的文章〈探本窮源論〉,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中國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作者則自居為醫師,將中國比喻成病人,替中國開了不少藥方──文章分別以「論弊病之情形」、「論弊病之源流」、「論除弊病之外感」、「論除弊病之根」等為主題,系統講述作者對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財政、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意見。

    嚴復是晚清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強》中說:一國之事,同於人身,所以,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他沿用英國人報導,將中國比喻成「病夫」,認為改革若不從根本(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上著手,那麼,變法圖強的結果,只能讓這個「病夫」死得更快。在闡述具體改革問題時,雖然有提到了鴉片和纏足,但僅認為二者損害了國人的身體健康,並沒有使用「病夫」這個詞來描述國人的體質狀況。整篇文章讀完,「病夫」這個比喻只是在講積弱不振、回天乏術的晚清政府。

    梁啟超是晚清最重要的青年改良派代言人。他24(1897)發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力主變官制(政治體制改革)文章中他呼應了嚴復的意見,指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如果不從根本上(興學校、改官制等)著手改革,而只是單兵突進地模仿西方練兵強國的模式,其結果,非但不能治癒「病夫」,反會加速其死亡。翌年,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戰紀敘》裡,論及1877年俄土戰爭,明確地將中國和土耳其並列為病夫,而且將兩者的「病」說得非常明白:

    西歐人恒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瀆,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嗚呼,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

    有關「病夫」的這段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完全認同了西方輿論的分析,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病夫」,是因為其內政、外交都出現了嚴重問題。至於人民的身體素質,文章中絲毫沒有提及。他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病夫」說,看得出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相當認同西方人的「病夫」說,絲毫沒有受辱、反感和牴觸的情結。

    中國人改用「病夫」自嘲,不再講晚清政府是「病夫」開始於1903梁啟超的《新民說》。30歲的他將舊詞賦予新義,慨嘆「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曷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從這個時候起,中國知識分子大量使用「病夫」的貶抑詞,期待如此自嘲、自貶、自辱可以激勵同胞!

    他是第一個將中國這個病國,完全歸因為國人都是病夫。非因計因,一改1898年戊戌政變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轉而提倡國人種族進化才能救中國。為什麼?當年少不更事、歷練淺薄,致變法失敗,在挫折中又未能如實面對病夫這個詞,專指乏力改革振興的政權,卻轉而指向了國民的身體孱弱,捨大就小,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誤導極大。想不到中國人竟從此用病夫來形容國人體質虛弱,想不到還變成輿論界的趕時髦。 

    陳天華1903年寫作《警世鐘》,就說:外洋人不罵(中國人)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1905年,曾樸發表小說《孽海花》,也公開署名東亞病夫」以自謔。《孽海花》風行一時,是當時頂尖的暢銷書,東亞病夫一詞迅速蔓延。

    歐洲人固然認為中國人衛生習慣不好,批評中國髒亂與醫學落後,但他們很少說中國人體質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國醫師對中國人能在如此惡劣環境下存活,還表現出強大免疫力,身體勇健,頗為驚嘆,至今猶然。

    中國權貴的富強,靠的是透支環境、犧牲國民健康,3.2億中國人正飲用不安全的食水,人盡皆知。毒鎘米、地溝油、蘇丹紅蛋、孔雀石綠魚、三聚氰胺奶、哮喘豬、毒菜心層出不窮的食物危機呼吸新鮮空氣,飲用乾淨水,進食低污染食品,在中國竟是一種奢侈,早已不是基本人權。

    中國政權為激勵民心、為同仇敵愾,利用始作俑者梁啟超刻意將「病夫」扭曲成列強對中國人的羞辱,愚民以仇外。要每個國民在面對這四個字時,無不深深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侮辱和傷害,要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烙印著這不容忘卻的恥辱,反而忘記中國的病,病在政治、病在不懂自由、病在不懂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常被引述的話:「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The duty of a true patriot is to protect his country from its government)。」中國人不知道「政府是政府、國家是國家」,把政府當成國家是中國人最大的錯誤認知!

    政府鎮壓太陽花運動,一波波的政府暴力,媒體上幾乎習慣性地全說成國家暴力,每個來過美國留學的人都聽過「我的國家,我愛;我的政府,我驚!(i love my country but i fear my government)」,臺灣人不想成為東南亞病夫,就先認識「政府是政府、國家是國家」,別再把政府當成國家,讓我們一起用潘恩的話勉勵: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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