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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酥餅沈柏洋律師對談,討論「反路過中正一的十大謬論」,他們發現:在民主國家,遇到問題,會從權力結構往上找應該究責的人,在台灣,我們卻往下找權力最低的人來承擔;在民主國家,會去看整個系統的失靈,在台灣,卻總是把問題當成個案來處理;在民主國家,所謂的「有種」是有勇氣不去遵守上級違反人權的命令,在台灣,「有種」變成即使違反人權也要按照上級的指令蠻幹;在民主國家,民粹是用來形容多數人做出的決定違反了某種基本的核心價值,在台灣,民粹指控的矛頭卻是對著那些努力發出聲音的少數、弱勢者。

    台灣人的思考,無法通透,無法看見現象背後的因緣,頭頂上,好像永遠籠罩著一個由權力者構築的屋頂,我們的夢想,不能超過他們所允許的範圍,我們的嚮往,無法直達內心深處。

    沈律師說,這跟儒家思想有關係,台灣大概是儒家思想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社會的道德控制力很強。甚至,當有人想把屋頂給拆了、讓自由的空氣進來,還會被韃伐說:「台灣社會就是太自由了!」或者,「希望政府戒嚴,把你們這些年輕人搞死!」也因此,台灣社會動不動就把國家暴力當成維持穩定的必要之惡,卻把無權無勢者爭取基本生存權的抗議行為,視為毒蛇猛獸,或貶低為愛哭的孩子有糖吃的無理取鬧。

    其實,台灣社會的問題根本不是太自由,而是習慣專制威權,放任行政權自由膨脹、債留子孫,政府以人事費自肥養選票,壟斷資源,人民忘記自己是主人,不知什麼是直接民權,不知道自由為何物!

    我想起在羅斯科教堂的入口處的戶外雕塑《斷碑》,那是一個豎立在倒影池中的大型作品,下方基座是一個金字塔,上方則是一個顛倒過來的方尖碑,兩個既完美又穩定的形式交會在兩方最尖銳的一點,因而產生巨大的緊張感;金字塔跋地升起去迎對著它的對立物,頂端的方尖碑就像是從上方往下刺入,使人聯想到一種劇烈的阻礙,但方尖碑的尾端則呈現鋸齒狀,像是在與上帝接軌,又象徵用之不竭的炙熱陽光。(許晏溶,非教堂的教堂

    對我來說,那才是自由的感覺,無關得失毀譽,而關乎生死存亡,壓迫感越大,自由的爭取,就越理所當然。然而,若我們從未想過接天接地,我們大概就會滿足與水平生活的安逸幸福,怯懦得不敢為自由獻出生命。

    今天,是林義雄禁食的第三天,我看到一張圖片呼籲要「救」林義雄,不要讓林義雄成為第二個鄭南榕。其實,不管是林義雄或是鄭南榕,都不需要我們來救,需要急救的是我們日復一日,面對生命的無感與被動。

    林義雄一分一秒流逝的生命,正是為了幫助我們停下來,自問:我為什麼在這裡?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當我們張開雙眼,看清楚我們所生活的,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牢籠,我們給了總統太多的自由裁量權,這個總統的權力已經大到隨時可以毀滅臺灣,我們還要默默接受官商勾結的核電集團、兩岸權貴為我們後代子孫所安排的命運嗎?

    自由是什麼?自由是:讓我決定!讓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請不要替我決定,投票不是空白授權!我拒絕活得不知所以,死得不明不白。

    不論在這場運動中參與多少,對任何一個台灣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因為,我們的生命力正在面臨最大的激盪,我們意識到,內在自由和外在自由渴望結為一體的急迫性。因為,沒有自由,就沒有公平正義,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真正的愛。

    34年前,林義雄失去至愛的親人、在軍事法庭面對審判時,他的最後陳述引用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我隱隱地看到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在那裡心靈得以擴展,希望無窮;任何高貴的行為,都不會被曲解為企圖達到卑鄙目的的手段。」他說:「我喜歡這句話,因為我從政的目的就在追求這樣一個喜樂的世界。」

    我想,只有一個真正自由的靈魂,才能夠在極大的苦難中,看見絕美的張力。


    人籟萬千 / 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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