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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家路上,遇到一位年輕朋友,二十幾歲,她奉父母之命,把在麵包店當學徒的工作辭掉了,去補習班上課,考公務員高考,但是,她其實唸得很不開心,又沒有別的選擇。

    仔細了解,原來是因為當公務員的母親要退休了,希望她趕快考上,有個穩定收入。補習不便宜,光是基本費用就要七萬塊,如果要考前衝刺、模擬考…等等特殊課程,都還要另外付費,父母卻願意幫她付學費、直到她考上為止。

    問她:妳嚮往什麼樣的生活?她說希望父母安心,不過,愛情,似乎是目前最能夠帶給她力量的。男友看到她補習那麼不快樂,曾對她說:我們私奔去!她只是聽聽,卻覺得自己沒有能力離開家庭而獨立。感覺,她的抱怨,是一種習慣,其實也沒有真的那麼難以忍受。如果真的忍無可忍,我想,她自然就會找出路了吧。

     

    晚上回家,看了BBC根據「安妮的日記」所製作的的影片

    安妮寫日記的習慣,是從13歲生日那天、收到了一本日記本作為禮物後開始的。不過,她過完生日的三週以後,就因為納粹的迫害而必須躲藏起來。她把日記當成一位可以吐露真實心聲的好朋友,每一篇都是以「親愛的吉蒂」開頭。她說:「我想要寫,不過,我不只是想寫,而是想把各式各樣埋藏在心底深處的東西,說出來。」

    片中有一幕,是安妮在跟達索先生爭取她使用書桌的權利,他們原本講好一人一半的,但後來,達索先生使用的時間多出了一倍!達索認為安妮只不過是在日記上亂塗亂寫而已,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而他是專業人士,是大人,他做的事情才重要。

    後來,安妮的父親出面跟達索先生溝通,強調思考、獨處、寫作、閱讀,對安妮是很重要的,絲毫不會因為安妮才14歲,是女生,就小看她。

    1944年三月底,她聽到荷蘭流亡政府的教育、美術與科學部長博克斯坦開設的廣播電台,公開徵求「日常文件——日記、書信……任何簡單的日常文件」,來證明荷蘭民族在納粹統治時期所受的苦難,並建立一個留傳給後代子孫的證據。所以,從5月20日起,她開始重新謄寫、整理日記手稿,讓可讀性變得更大,她立志要當一個作家。

    就在他們被蓋世太保發現的那一天,安妮的手稿,被粗暴地丟落了一地。事後,一直暗中協助他們的友人,將手稿連同其他私人物品成功救出。

    1945年秋天,安妮死訊確定後,友人將原稿交至全家唯一的生還者、父親奧圖的手中,一開始,奧圖只是印了幾分、在家族中流傳,後來因為一位荷蘭大學教授的建議,正式付梓。

    安妮寫道:「我不想像大部分人一樣白白活過一生,我想要有用,想把樂趣帶給所有人,甚至,那些我從未謀面的人。我想要繼續活著,甚至在我死後!」

    今天,安妮的日記,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她的手稿,塗在阿姆斯特丹她曾經唸過的學校牆上,她與家人朋友們躲藏了兩年的地點,也成了博物館。她的生命紀錄,不但感動了全世界成千上萬的讀者,也見證了這段極為重要的人類歷史。

    父親奧圖說:「我花了好久時間才讀完,我必須說我十分驚訝,安妮有如此深沉而嚴肅的思考,尤其是,她對自我的批判。這個安妮,跟我所認識的那個女兒,大不相同,她從來沒有真正地表達過這種內在的感受。」

    安妮則寫道:「我越來越了解爹地說這些話的意思了:『所有的孩子都必須為自己的教養負責。』父母親只能給予好的建議,或者是幫他們走上正途,然而,最終人格的形塑,掌握在孩子自己的手中。」

    什麼才是父母親真正可以給孩子的?是給她補習費考公務員特考?還是做一個無所求的園丁,守護孩子內在最真最善最美的種子發芽?一個文化,一個國家,能否受人尊敬,差別就在這裡!


    人籟萬千 / 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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