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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法案的同志團體在外交部召開記者會時被戴著紅色臂章的「糾察人員」攔阻。
    (圖片提供: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這兩天因為看到反婚姻平權遊行的操作,而覺得蠻難過的,不過,就像2012年選舉後的大夢初醒,看到台灣社會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平等、公正,反而讓自己清醒、踏實起來,那些還在沉睡的人,盲目的人,就像我身體裡的癌細胞,不管如何,我都要學習與之共存。雖然,對於減少整個世間的苦難,我所能做的微乎其微,然而,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就會連自己心中那盞可以照見前路的光都滅了。

    小時候,父母雖然離異,但是,礙於社會氣氛保守,我在學校總得假裝他們還在一起。那時候,對同性戀被汙名化我們也很習慣。上大學以後,社會風氣漸漸開放,幾位高中同學相繼出櫃,而我在美國念書,身邊更是充滿非異性戀的同學、室友、教授。對我來說,有不同性向的存在,才會允許每個人可以活在真相裡,不必再偽裝

    再度回到台灣,不久加入了舞團舞團成員,有一半是非異性戀的族群,不一定每個人都選擇公開出櫃,但是,至少在舞團,每個人都能夠很放心地做自己。如果說,家,代表一個完全接納你的地方,那麼,根據這個定義,舞團的朋友,比我們血緣上的家人,更像家人。

    不過,即使如此親密,還是有人被另一個人不經意的言語所傷害。

    琪兒原本交往的對象都是男性,但是,幾年前,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女子,兩人開始交往。跟她很要好的莉莉得知後,憂心地說:「怎麼連琪兒都淪陷了!」從「淪陷」兩個字,看得出莉莉內心的焦慮,而這份焦慮,來自於不理解。

    我們的社會,要怎麼能夠從不理解的焦慮,走出來?

    雖然,性向是個人的事情,但是我覺得,公眾人物的公開出櫃是有必要的,就像歐巴馬當選總統,對非白人的美國人來說,是一種正面的鼓勵,台灣社會中非異性戀的年輕人,也需要看到更多正向的人格典範,才能夠幫助他們形塑對自己的健康認同。

    記得幾年前,我的美國舞者朋友Abigail質疑團長為何不願意去定義自己的性向,團長的回答是,我愛上一個人,並不因為她/他的性別,當時,我對於Abigail質問的立場並不是完全理解,但是今天,我突然懂了,說出來,真的不是為了自己,尤其當你站在社會上相對主流、有話語權的位置時,說出來,是為了促進整個社會的理解、開放與進步。

    在台灣的藝術、文學界,願意公開出櫃的人比較多,尤其像是重量級人物林懷民蔣勳蔡明亮…,他們的公開出櫃,必定造福了許許多多台灣社會受歧視所苦的年輕人,然而,我們需要更多其他領域中有影響力的人站出來,為非異性戀的族群發聲。

    是的,當我們愛上一個人,並選擇她/他為終身伴侶時,我們考慮的不是對方是男是女(因為性向是內建的、早就已經篩選過了),我們愛的是這個獨特的個體,然而,當有人打著「維護傳統價值」的旗幟,來忽視、甚至刻意否定這個社會上一整個族群的幸福的權利、愛的權利,不是很荒謬嗎?

    根據寇謐將去遊行現場的採訪報導,這些遊行人士不但恐同,也排外,有人對他的未婚妻Ketty說:「這裡是中國,說中文!」令人聯想到仇外的義和團。捍衛大一統、跟排斥多元家庭的族群,有很高的重疊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的確,在不友善的社會氛圍下,甚至在獵巫似的迫害下,出櫃,不是那麼簡單,不過,美國有一位14歲男孩Graeme Taylor做到了,他的老師Jay McDowell因為在課堂上強力勸阻學生不可反同性戀而遭學校停職處分,這位男孩Graeme Taylor挺身而出,護衛老師,他的態度如此單純、無畏。難怪,採訪他的主持人會說:「我們的社會需要你!」

    我們的社會需要每一個人把捍衛人權、平等自由的信念,講出來。因為語言是有能量的,講出來的同時,我們不但會為自己的生命賦予力量,我們也會增加這個社會集體的力量。

    在這個政府親中、主權急速流失的政治現實中,在中共以政帶經、步步進逼促統的過程中,台灣的國軍早已不知為何而戰,在這個馬政府寧做中共傀儡政權,產官學媒體沆瀣一氣、藉機卡位、要在政權轉移過程中大賺一筆的黑暗時代,我會不斷地呼喊台灣獨立的主張,呼籲每個人要為台灣的國家定位做決定,呼喚每個人內在的主體性。

    至於那些看到台灣賣相不佳而掉淚的江宜樺之輩,他們都是我身體裡的毒瘤,我還是要學習與之共存,相信,當我的體質強健了,毒瘤將無可攀附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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