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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去誠品敦南店欣賞「我們的二三事」華人群像紀錄片影展,播放的是由陳浩倫導演的《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該片試圖從傳媒工作者的角度,重組2009年香港民間反高鐵運動的案情,以探討記者與反高鐵運動行動者的互動關係。
    其實,在反高鐵運動之前,民間運動者早就累積了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多家主流媒體為政府喉舌,對香港民眾真正重要的議題,故意視而不見。所以,在2009反高鐵運動的現場,出現了民眾對前線記者嗆聲的畫面:「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馬馬虎虎之意)!」「 袁志偉(無線新聞總監),去你的!」「你從不報導,拍什麼?」原本總是在鏡頭後方或躲在文字背後的記者們,頓時成了注目的焦點。而主流新聞工作者,更幾乎史無前例地,於網上具名辯論對這場社會運動的看法,引發了傳媒界內部激烈的辯論。
    導演採訪了多位前線記者,剖析為何新聞工業喜歡感官化、娛樂化、兩極化地操作這件09–10年的香港社會大事, 覃純健說:「影像,是最有影響力的,潛在地影響人對事物的判斷。」剪去寧靜集會的畫面,剪去青年人和市民們平和地討論政策的畫面,只剩下鐵馬前衝突的畫面,又用調臂攝影機,嘉年華會式地處理,「新聞,的確不是紀實,而是一群媒體人的意志。」
    陳朗昇說,「交差」的心態很普遍,很多同行都希望事情趕快發生,趕快收工,甚至說:「快點衝,快點打,快點幹掉他。」把新聞娛樂化操作,取暴力畫面報導,是賺錢較快的方式,因為電視台和報紙都會買暴力畫面,而這種「嗜血」,慢慢變成毒癮。
    主流媒體不報導人民的感受,忽略對議會制度和政府的批判,對議題的成因、分析少,聚焦在暴力衝突,於是,新聞報導,反而將人們帶離了真正的主題。
    除了感官化、娛樂化操作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其實是,在跟基礎建設有關的公共政策議題上,政府會提供資料給傳媒高層,企圖「打動」傳媒,影響他們的「詮釋」。一位記者說:越資深的記者,越會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詮釋,卻不反問,政府為何要這樣偷偷摸摸地「打動」他們?也不去檢討,媒體工作者真正應該努力的,是讓公共政策有公開而透明的討論空間。
    不過, 「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所發起的苦行運動,成為反高鐵事件的轉捩點,不論對記者或市民,都成功地「入心入戶」。成群青年手捧種子和稻米,排列整齊,腳步劃一地繞著立法會苦行,每走五、六步,就俯身跪地一拜,禮敬土地。
    前線記者張嘉雯說:「為什麼這些人會聚在一起苦行?使我想多聽聽他們的想法。…我發現自己缺乏對生活的想像,我一直因循,活在『發展應該壓倒生活』的主流中,從沒想過可以保留農林。我發現自己好笨,他們聰明。他們用身體去受苦,去表達社會的苦難,打動了我。」
    該片結論,反高鐵運動,是一個燃起香港「本土意識」的運動,民眾開始對公共資源怎麼運用發表意見,對本土前途感到關心,而民間社團更透過行動的發起,迫使傳媒關心,練習主導整個反高鐵運動的訊息生產。
    反觀台灣,主流媒體普遍放棄成為堅守社會正義的第四權,報業不在乎讀者有沒有訂閱,反而依賴政府或企業置入性行銷的廣告收入維生,台灣民眾,要如何主動爭取公共政策公開而透明的討論空間?要如何拿回訊息生產的主導權?如何重塑言論自由的規格?
    或許,走出家門,拿起相機,成為一個和世間苦難交流的公民記者,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普世價值 / 信息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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