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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到松山文創園區,看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摯友問他,怎不愛猶太人?怎不站在猶太人的角度?鄂蘭回答:他不止愛猶太人,她愛所有人,她愛全世界(Amor Mundi),她只懂這種愛。因為單純,她看這場世紀大審,有獨到的見解!在納粹逞凶時,作爲受難者的猶太人,他們自身的錯誤與問題,是否就應該掩蓋和迴避?

    漢娜拒絕像他人般那樣將納粹描述爲惡魔,這使得許多猶太人反感,但漢娜還不止這些,她進一步論證:沒有猶太領袖的積極配合,納粹有計劃的大屠殺不可能發展到那麽大的規模,因此,猶太人對大屠殺也應負有責任。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審判了艾希曼,也審判了歐洲猶太領袖的戰時行爲,暴露了整個「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章節」。

    紐約客報導世紀大審的第一章節後,收到很多的評論和信件,批評和負面的壓力無比地巨大,美國的猶太組織、各協會和媒體行動起來,集體對付這個口無遮攔的猶太女兒。一場場論戰風暴愈演愈烈,漢娜被指控爲「反猶分子」,「納粹的支持者和艾希曼的辯護者」。謾罵聲瀰天蓋地而來,「冷血」、「沒心肝」、「殘酷而且令人厭惡」。

    「批評非常多,但他們都沒有講到我犯的一個錯誤」鄂蘭說。

    鄂蘭的後半生,一直在闡述關於「惡的平庸性」,她思考的是政治倫理,思考的是專制下的服從比獨立思考容易太多,關注的是人類心靈在極權體制下如何不喪失其良知。

    後來她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惡,根本沒有什麼主體性(evil can never be radical)康德以「根本惡(radical evil)」一詞概念化邪惡的根源,鄂蘭則認為,邪惡其實像是一種寄生物或濾過性病毒,到處都是,我們反而容易失去戒心。她推翻了康德「惡有主體性」的論述,指出:正因為邪惡平庸無奇、無主體性,我們又沒有戒心,於是,其強大的摧毀力,遠超過我們能夠接受和想像的範圍。

    納粹將軍們說:「我們不能論斷最高指揮官的是非,我們只能將論斷交給歷史或上帝。」外表看起來一點也不邪惡或變態的艾希曼們,只是依法行政,只是追求最高指揮官獎賞,那是無上的榮耀,甚至需要無比的勇氣,羅智強不也說了「此時此刻的台灣,站在馬英九的對立面不需要勇氣,選擇和馬英九同一邊可能需要一點傻氣,但我還是會做我相信的事,說我相信的話。」「我知道我的意見可能不是站在多數的一方,也有心理準備,會面對一定的謾罵、羞辱。」羅智強不經意的偉大不輸也無惡意的艾希曼們!

    「怎麼會這樣?」「怎麼可能讓這樣的屠殺發生?」「台灣怎麼了?」「馬英九、江宜樺怎麼了?」當我們感到困惑,不敢相信自己所聽、所看,那些荒謬、殘酷的事實,早已超出我們的想像,然而,當一切可形容的語詞窮盡時,我們逐漸懂了鄂蘭所說的一種與性無能同等的字思無能(Gedankenlosigkeit)


    普世價值 / 歷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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