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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拒絕思考,讓一般人犯下巨大惡行。」漢娜鄂蘭

    仔細讀完邪惡的樣貌,很有收穫。以前就看過漢娜‧鄂蘭這個名字,當時好陌生,沒什麼感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5年後的1960年,以色列綁架了納粹劊子手艾希曼19614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世紀大審判。逃過大屠殺的猶太女思想家鄂蘭,決定親臨報導審判。聽著艾希曼的自白,漢娜發現眾人眼中的惡魔,不是只有狂暴的希特勒,其實更多的是「依法行政」的平凡人。漢娜忍著曾遭迫害的創傷,冷靜刻劃對審判的觀察,不但提出「邪惡的平庸性」,更大膽指出猶太人也是悲劇共犯。

    猶太人也是大屠殺悲劇共犯!鄂蘭第一手觀察報告在《紐約客》刊出後輿論譁然,為納粹分子辯護的功利化解讀與對猶太人缺乏愛的道德化指責,紛至沓來,讓她飽受攻訐與威脅,甚至連親近的友人也與她決裂。但她毫不畏縮,持續忠貞捍衛思想,當人們只關注艾希曼本人的罪責時,鄂蘭思考的則是怎樣才能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她終生論述邪惡本質,掀起20世紀思維陣陣旋風。

    艾希曼在這場大屠殺中當然負有法律責任,他不僅參與其中,而且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還參加了柏林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萬湖會議,會議中他們用的字眼相當直接,例如「消滅」(extermination)和「毀滅」(annihilation)。他親耳聽命來自上司的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指令,也親自負責把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並親睹死亡集中營中的慘烈場面。這就夠了。說的平庸性,並不能消解他所犯下的罪行,也不能減輕他所應承擔的罪責。

    只是要突顯艾希曼根本不是什麼魔頭,他在法庭上不斷強調自己並非仇者,也從未命令或者殺死過太人。他承認自己所犯的唯一錯誤,就是「奉命行事」。這個「奉命行事」促使鄂蘭思考,所謂邪惡,通常不是以巨大猙獰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平凡無奇的樣態產生。邪惡不僅僅是個人的惡,更可能源自於結構上的不反抗;而這種不反抗,常肇因於人們微小的自利。這些沒有思想的靈魂,以及其所奉命行事的作為,在鄂蘭眼中,正是邪惡的根源。

    邪惡沒有獨特的面貌,他藏在每一個人身上,隨時以不同的形態,小奸小惡地呈現。而這些微小的惡,終究會因為整個社會的視而不見,而成為無可挽回的滔天大禍。

    鄂蘭認為邪惡根本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濕的表面擴散;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但如此無根無本的邪惡,所引起的血腥殺戮竟比幾百次洪水猛獸更驚悚駭人,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只將太人大屠殺視為二十世紀初德國一段獨特的歷史。

    如果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惡極的壞蛋,那就像推論原住民大半是酒鬼,或凡是外籍勞工都屬在家鄉討生活有困難之輩,如果這樣想,那便犯了論斷艾希曼相同的錯誤——「想當然耳」。

    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的所在。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她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當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當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當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肆無忌憚地吞噬我們。

    透過這本書,重新跟她的生命連結上。還發現,江宜樺教的就是鄂蘭的政治思想,沒想到,他今天所言所行都與鄂蘭所說相悖!

    鄂蘭的所有作品皆有爭議,從1940年代論猶太復國運動的早期著作,到19601970年代論美利堅共和體制的文章,其中尤以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審》(Eichmann in Jerusalem)為最。她在此書中論證,艾希曼行徑的真正邪惡之處,在於淺薄的官僚體制讓窮凶極惡變得稀鬆平常──艾希曼的問題出自其心智平庸。由此引發了一個問題:無知(thoughtlessness)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是政治之惡的根本要件;而積極使用人的心智能力,比較能確保人免於作惡。鄂蘭未完成的遺著《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即在處理這類問題(1978年出版)。

    --- 無知之於邪惡,就像12緣起的無明,是苦因的根源。


    人籟萬千 / 社會觸角

       
  • 惡是糊裏糊塗、不曾思考過的無明。漢文的「惡」是啞心,意指盲目,非生理上的瞎啞或智障腦殘,卻一個個像是1939年電影《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裏無心無腦無膽的暗喻。無腦的稻草人代表農民,無心的錫皮人代表工業,膽小的獅子影射政客,而無能的巫師影射科技。

    鄂蘭於對艾希曼的近距離觀察,發現了惡的平庸性,她對「惡」重新定義,在她看來,艾希曼既不陰險狡獪也不凶殘,他只是缺少想像力,對別人的痛苦無感,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麼樣的事。他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思考只要上溯其根源,就會涉及惡的臨界點,那裡什麼也沒有,惡是無心或失心的狀態,失心就失真,此即惡的平庸」,惡很平常,惡只是無心、只是失心。

    追根究柢,惡的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匱乏,而不是一個人的基因,也不是後天的權位與富貴,廣義上的邪「惡」,指的是助紂為虐式的作惡,不是一般職務行為的疏忽或異於常人的不倫。鄂蘭提出惡的平庸性,思考的是政治倫理,關注的是人類心靈在極權體制下如何不喪失其良知。

    思考這種惡的平庸性,如何讓一個平凡無趣的人,淪為惡魔般的罪犯?當一個人喪失思考的能力,在強權面前停止思想,就很容易淪為服從權威的傀儡。上世紀60年代一個叫作米爾格倫實驗的實驗已表明,只要條件合適,人人都是潛在的艾希曼。這場實驗的主持者稱:鄂蘭提出惡的平庸性觀點,比人們想像的更加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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