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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梅伊,我的小梅伊,你不認得我了?我是你父親……你弄傷我……你會殺死父親……我的麵包……也有你的份…也有你的份…」

     他不支倒地,手裡仍緊緊抓著一小塊麵包。他本想放入嘴裡,但另一個黑影撲向他,把它搶走。在周遭的冷漠裡,老人喃喃自語,嘶啞喘氣,然後死去。他的兒子搜尋他的身上,拿走整塊麵包,正打算吞到嘴裡。但他來不及吞。兩個人看到他,跳過去搶,其他人也一起撲上去。當人群散開後,我身旁出現兩具緊緊相連的屍體:一對父子。

    那年我16歲。

    以上這段證詞,摘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的納粹集中營回憶錄《夜》(La Nuit)。

    許多世紀以來,哲學家,劇作家,神學家,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大雪中奔逃幾夜後,大家都餓昏頭…為了「一口」麵包,兒子不認得父親,…那一「夜」無法想像…如果你是那個父親,如果你是那個兒子,如果你是搶麵包的人,如果你是旁觀者,你是否會做出一樣的選擇?究竟什麼使人犯下「邪惡」的作為?

    從小生長在紐約貧民窟的史丹福大學社會心理學家金巴多,看到很多「好孩子」受誘惑而越界,而「壞孩子」也能夠透過外在的幫助而重塑人生,所以,他認為,邪惡和善良的界線,並非如同特權階級(維護既得利益)喜歡說的「自己在善、其他人在惡的那一邊」那麼固定,善惡兩邊是可踰越位移的。

    在其名著《路西弗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中,他試著強調,當面對一個「邪惡」的作為時,我們不能只看作惡者的性格(爛蘋果),也要去考量他當時的處境(爛蘋果桶),更要去探究形成該處境的系統(爛蘋果桶的製造者)。

    《路西弗效應》所探討的「惡行」,主要是在一般情況下具備人性的個體和群體,如何在某些情境下,做出反人性的行為,而他具有指標性的史丹佛監獄實驗,證明了「在沒有外部監督的情況下賦予人們權力,那就是在替『濫權』開通行證。」

    他以震驚世人的阿布葛拉伊布美軍虐囚事件為例,權力存在於系統(包含法律、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之中,而這個系統,製造了腐化個體的情境。這並不是說這些虐囚者完全沒有責任,而是說,如果他們都接受了審判、被定罪了,難道,這個系統的製造者和指揮者,就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嗎?

    儘管他在書中比較強調惡的研究,但《路西弗效應》其實在頌揚人類適應外在環境的無限潛力,善與惡,本來就是人類狀態的陰和陽,我們時時刻刻都在做選擇。只要我們走出自我中心的思維,堅信「守護人性尊嚴是每一個人的事」,那麼,我們將會在眾人消極冷漠時,選擇積極行動,在社會規範違背良心時,拒絕盲目跟從,在每個關鍵的選擇當下,將善的力量發揮出來。

    然而,並非所有的選擇,都如此清楚、容易。

    回到《夜》這本書的尾聲,夜裡,維瑟爾的父親又饑又渴、不斷呼叫他的名字、向他要水喝,巡邏的納粹軍官拿起棍子重擊父親的頭。而他因為怕挨打,不敢動、也不敢出聲。

    我在1945年一月二十九日的黎明醒來。父親的床已經躺著另一位病人。他們應該是在黎明前把父親送到焚化爐,當時他也許還沒斷氣……

    我沒有哭,無法哭泣讓我很難受,但是我已經沒有淚水。

    有時候我被問及是否知道「如何回應奧許維茲(Auschwitz)悲劇」,我回答我不僅不知道如何回應,甚至不知道如此浩大的悲劇是否存在某種回應。我只知道在責任裡可以找到「回應」。當我們提及這段邪惡黑暗、既迫近又遙遠的年代時,「責任」便是那個關鍵字。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維瑟爾用他的見證提醒世人,系統下失控的權力,才是殺傷力最強大、影響層面最深最廣的反人道罪行,它會讓系統內的人,相互殘害,也自我殘害,直到人性最後一滴尊貴的血液,都乾硬如傷口上的結痂。


    普世價值 / 歷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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