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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讀到一個關於1947年嘉義二二八的資料《嘉義北回二二八》,由這些在青壯年時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長者的描述,讓我看到了週遭長輩們一些令我想不通的習慣背後形塑的因緣:

    涂柳銅(受訪時間1993年)說:我本來在西市角做生意,看到那些兵仔如何買東西呢?一個兵問:一斤豬肉多少錢?店家說五元,稱了五斤,他卻只拿出十元給人,店家向他說還有十五元時,他就會打人。這種情況如何應付呢?一是和他打架,可是他會回去叫人,把你的豬砧打得全部碎掉,人也會被打;第二種方式是默默讓他拿去,後來大家這種狀況見多了,知道反抗會遭殃,就大多採取這第二種方法;第三種方式是去找警察處理,警察起先也認真處理,但兵仔甚至跑去警察局找麻煩,警察後來只好說軍隊的事他們沒辦法管,變成無政府狀態。這是在市場發生的事。

    第二個例子,是兵仔去買棺材,一付六百塊叫人開一千兩百塊的收據,當時臺灣不太有開收據的觀念,結果他們把死人放進墳裏,又把棺材拿回來還,要退錢,要一千兩百元。還有一個例,我剛開始做電子零件生意時,有一個陳秉乾介紹一個外省兵送了一批變壓器來,拿了幾千塊走,後來那個兵又叫別人來說,這是軍品不能買賣,又把變壓器拿走了,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還有貪污的問題。黃媽典先生的一個兄弟的兒子在廣播電臺做事,拿了一些零件賣我,警察局通知我說電臺有一批東西丟了,要我說明,我看他說的數量品類都不太合,不認,他就把我捉去關了。還有一個開機車行的,綽號叫土匪張,也是被捉,他太太是香港人,和外省人都相熟的,花三千塊和一條菲力浦摩里斯(Morris),也沒說什麼就馬上放出來了。這明明是貪污,有錢辦生,沒錢辦死。社會狀況就是如此,有錢才能辦事。這種社會,臺灣人怎會不反感?所以原本歡迎國軍的心,卻變成怨恨,解不開的結。

    當時的社會狀況是這樣。所以臺北菸攤仔的事不過是導火線,炸藥早就埋好了,所以一點就爆炸。

    我忘了說明一點,外省人逼婚的狀態十分嚴重。明明四、五十歲了,看到人家女孩子就想娶,若不肯,女孩子的兄弟反對,就用槍打死女孩子的兄弟。常聽說有人被打死是因為外省人要女兒他不肯。有一例是:有一個人不答應對方娶他女兒,當天下午男的到興華冰果室,丟手榴彈,死了七個人。這個例子是二二八之後的事,但類似的事在二二八之前也很多,就是這類事件才造成人們的反感,才會有二二八。p.148~150

    原來如此!終於比較了解了,為什麼我父母輩的大人們做事情習慣找「親戚」幫忙,因為在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正常」的管道是無法信靠的,就會想透過「關係」,但只要是「人」,就是會有變數,到後來就會發現,親戚還是不能信靠。也比較明白了為什麼我祖父母輩的大人們不願談政治,因為他們曾在威權武力脅迫下幾度屈服,對這樣子的「屈服」,他們一輩子羞於啟齒。

    還有,前幾天看到的這張表,竟然有那麼多55歲(今60歲)以上的台灣人,對民主社會的要求那麼低,認為「有基本食衣住行生活所需」就可以了!很可能就是長期沒有法治(而且非常無法無天)的社會,所造成的無力感。

    如同艾未未所說:「司法不獨立的話,這個社會永遠不可能完成任何類型的變革和自我糾正,因為它的尺度永遠是變的。」因為行政(人)必定干預司法。

    那麼,也來看看,日治時代50年,台灣社會是如何的情況:

    陳水蓮,(受訪時間1993年,二二八當時26歲):日本兵和老百姓不親,可是很好相處,也不會侵犯老百姓。戰後情勢就不同了,兵仔剛進來臺灣時,我們很歡迎,心理上認為這些兵仔應該和日本兵同樣。結個伴回家,誰知到半路四下無人時,兵仔就動手搶東西了。日本兵認為軍人的天職是要保護百姓,保護國家,可是國民黨的兵不是,還會動手搶百姓的東西,事情發生,百姓之間口耳相傳,一傳十、十傳百,對國軍的恨就漸漸產生。二二八事件會發生,可能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百姓對這些情形漸漸生厭,也許二二八再晚發生,事件會更大也說不定,因為恨是會越積越深。

    日本時代,鄉下小偷頂多是偷掠雞啊鴨的,日本警察會認真辦理。戰後,雞啊鴨啊被偷掠,去報警察,中國警察會告訴你:「啊,那是小事」,日本警察很凶,偷掠雞鴨的,一被逮到警察局,先拳腳交加修理一頓,也沒有送上級,只警告你,下回再偷掠雞鴨被逮到,準打死你。被修理過的,以後拿錢請他去偷掠雞都不敢去。另一方面,善良百姓只要稅金按時繳交,三年五年不必上警察局,警察平時也不會來找善良百姓的麻煩也是真的。日本時代的老百姓照我的看法是無權,沒有擔任官職的權利,但是良民比現在快活萬百倍,認真做生意,認真種田,可以安居樂業,晚上睡著了可以不必關門。貪污的日本人很少見,說情可以,拿錢給他你就慘了,他會罵你。如果真的有事請他幫忙,縱使空手去,有時他們也會通融一下。平時沒有事情麻煩他的時候,去找他,請他們吃吃喝喝,他們會很樂意接受,年節帶個鴨蛋、雞啦的送給他們,他們就很高興。他們寧願同情而通融,不願受賄而違法,不像現在,非紅包莫辦p.178, 180

    另一位受訪長者的分享,讓我意外的解開心中的一個疑惑:「日本時代上課時,老師說,中國死人要出葬時會請人來哭,戰後,中國人來臺灣之後,我們發現,日本並沒騙我們。」p.235)。

    呵…原來「孝女白琴、五子哭墓」這種虛偽荒誕的習俗,也是源自「中國文化」,台灣在日治時代還沒有啊!而如果連那時的日本人都知道中國的這個「傳統」,那麼,這習俗在中國應該已經很久了,難怪受中國文化教育的人,很難做「真正的自己」,因為連悲傷哭泣這種自然的情感流露都可以如是造假。而自己無法真,自然也會阻礙別人真。所以在中國、在台灣,說真話會被政府關起來,甚至殺害。

    每個人,只要是人,都一定嚮往「真..美」,但這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悠久」文化,似乎也因為太久而累積了太大的包袱,越來越看不清通往真善美的方向,表現出來的,是一直在「做繭自縛」,讓自己越往沒有光亮的方向去。

    要從這樣的束縛解脫,也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像當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努力學習法治和對人權的尊重,如是,14億華人必能一步步破繭而出,這也將是全人類的福氣。

    最近聽到「漢化越深,越適合殖民」,有些震撼,但也有些恍然大悟。滿清末年,中國人常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漢學」的精華主要就是「人治」,一旦「人治」為體,華人會想到與引頸而盼的全是「換人做,也許就好些」,華人永遠在寄望無法管理的威權領袖,四人幫倒了就盼鄧小平,鄧小平倒了就盼習近平,壓根兒就是不相信人權與民主法治才可以為體,「人治」再怎麼好都不可能做主體,理由是權責一定要一體,權責一體一定要靠憲政制度,不能靠假借黨國為名的「人治」。只要黨國高於憲政,只要黨主席還在指揮政,就注定權責不可能一體,也就注定華人永遠不能翻身、永遠不能振衰起蔽,永遠做不了世界第一等公民!

    回憶著過往,尋伺「漢文化」與「殖民」之間的關連…想到小時候,每到選舉,常會聽到大人們說:「阿人家就來拜託了…」,我總不解:「為什麼他拜託,就要投他?送錢就是賄選,這是違法,更不應該讓他當選!」可是,在那個「囡仔人有耳沒嘴」的年代,大人是不會聽小孩子說話的,更不可能跟孩子「討論」。

    也想到長輩們許多讓我感覺實在「不合理」的習慣、思維,比如家裏什麼要整修,都是要找「親戚」,「親戚就做得比較好嗎?」但每次質疑,每次沒人理會,直到連續發生「親戚做的工程品質不佳」而又因為是親戚,因此「不好意思找對方理論」,吃了幾次悶虧後,家裏長輩才不再每次都要找「親戚」。

    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心中曾有好多好多的問號困惑,在看了這本口述歷史的訪談資料之後,彷彿一個個解開了。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 站長的話:

    作者引用的這張表,大意是:當被問及「民主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時,一半的泰國人選了「有機會透過選舉改變政府」,而一半的台灣人卻是投「人人有基本食衣住行生活所需」。再看了一下投票給這個選項的台灣人,55歲以上佔了大半。因而社會觀察家酥餅說:「這張表充分解釋為甚麼台灣人是全亞洲最適合被殖民的一群,甚至比中國還適合。台灣魂的內涵其實就是國民黨。」如果再深入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如杜維明、韓國的咸在鶴等人,他們拚命地想在新儒學植入民主的憲政主義,就不難了解他們何以那麼用力勉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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