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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朋友不解「反媒體壟斷」運動所為何來,他認為台灣在黨政軍退出三台後,新聞與言論市場已在自由競爭之下正常運作,他也認為台灣的新聞自由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是最自由的等級,否則怎會出現記者拿麥克風堵總統的鏡頭?正因如此,每當看見我在臉書上PO學生反媒體壟斷照片時,朋友就會忍不住地嗆聲:「哪來的媒體壟斷?有哪一家媒體不自由了?」

    媒體自由了嗎?新聞與言論有被特定財團壟斷的跡象嗎?在瞭解這個問題之前,可能需要回溯台灣的媒體大環境。這兩天,在媒體人新一讓我們重新補課》的文章裡,看到了相關論述與脈絡。

    1990年代,是台灣媒體產業自由化的「大開放」年代,一瞬間,台灣的新聞頻道與SNG轉播車,睥睨全球。朋友或許以為百花齊放年代,就代表新聞自由了,但他或許不知道,原本為威權喉舌的媒體人早就悄悄利用其原有優勢,在媒體市場上佔據了制高點的位置,並厚顏以新興媒體人自居。其中,李濤李豔秋夫婦最具代表性。

    「1986年年底,華視記者李豔秋獲得文工會主任宋楚瑜頒獎,理由是李豔秋在1986年11月30號,群眾至桃園機場迎接企圖闖關回台的許信良,結果李豔秋在新聞報導中表現突出,抨擊接機群眾為『暴力、偏激份子』,是『每人兩百元』代價請去的云云。對照起旺中案中對黃國昌教授的『走路工』栽贓手法,如出一轍。歷史如果是人,那麼它必然有著一張嘲諷的臉龐啊?!

    讀著新一李豔秋的敘述,全身上下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外表甜美、聲音悅耳,「國語」標準的李豔秋,竟甘做威權體制的打手。事實上,針對「黨外」反對運動的各種抨擊與嘲諷,戒嚴時代是天天打,至今仍不時出現在她主持的各類節目中,只差沒天天打了。

    很多人以為有很多新聞台、SNG車,就代表新聞自由了,而這種認知和人們以為有選舉權就是民主,是同樣地愚蠢。在台灣,人們渾然不知創制、複決、罷免等公民權,早已被統治者巧妙閹割了。當台灣人將注意力放在「公平」而非「正義」時,社會發展注定要走回頭路。

    新一說:「1990年代的台灣政經與社會轉型,是一種皆大歡喜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而非「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前者是阻止國民黨以政府為名進行的各種的干預,並重新委由「市場競爭」的公平的遊戲規。但後者卻牽涉到真相、真相重建後的清理,並據此建立一套新的正義觀與標準。」

    台灣不曾經歷過轉型正義,因為沒有真相,才會讓當初的造業者至今仍統治著你我,讓當初的權貴與既得利益者,至今仍以世襲方式繼承著國家資源。台灣的現狀,就像新一文章裡描繪的歐洲:「貴族與莊園主轉身為資本家,而被壓迫的農奴則轉變為受僱的工人,在先天條件不平等的前提下,希冀『市場自由競爭』能夠帶來社會『公平』,無異是緣木求魚。」

    簡單的說,沒有轉型正義的台灣,根本不可能實現公平。我們只會看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無止境地擴大,只會看見國家政策動輒向權貴與資本家傾倒,只會聽見人們嘲諷說:透過政策來墊高弱勢者,只會讓能力不足的人更偷懶。人們寧願相信現存分配秩序下的「立足點的平等」(fairness),也不願意落實人人有公平競爭的「齊頭式平等」(justice)。

    正當人們嘲諷的時候,中鋼內部專辦國民黨黨務工作者,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全又都回鍋,人們這才驚覺,社會「復辟」竟如此快速。新一認為:「威權從來不會自動遠離,它甚至利用市場自由競爭的契機,不斷讓自身壯大。」有權者利滾利,無權者根本沒有本可以滾!

    威權不曾遠離,手段更加細膩!黨國體制化身成為細節中的魔鬼,繼續發射威權電波以干擾台灣社會進程。舉凡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委員會(NCC)等獨立機關,均已臣服在威權魔爪之下,無法為人民行使獨立職權。

    以NCC為例,政府仿效美國的聯邦通訊委員會,希望藉由創立此一獨立機構,進行台灣崩壞的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再造。當時,佔國會多數的國民黨,提出了NCC專家治理方案,而這也成了當今媒體市場改造的主要方案。其實,這種以專家領銜的「治理」模式,表面上是「去政治化」,實則是為資本家或黨國人馬的聯合壟斷塗脂抹粉。

    當大家以為媒體擔任政府傳聲筒的時代不復存在,認為「專家治理」等同媒體改造完成的時候,我們卻看到NCC有條件通過了旺中併購案,看到中資長驅直入台灣的媒體產業…最後,連NCC委員竟也都淪陷了。

    201211月,委員陳元玲就任3個月後閃辭,成NCC歷來「最短命的委員」。當初,立院審議資格時,即便的丈夫被懷疑具有中資創投負責人身分,加上經歷也被質疑造假,最後仍在國民黨團與行政院護航下過關。2個月以後,被提名人汪用和也遭爆其父汪大華的「新中國際集團」,有六成股份來自專攻電信產業的中國「信中利投顧」總裁汪超涌,而汪超涌汪用和的叔公。

    有人說:既然有國會負責審查監督,怎麼可能變成獨裁?事實上,國民黨從一開始便按政黨比例提名企圖染指,雖然後來NCC委員改由閣揆提名並經國會審查,但政黨染指的手便從來沒有離開過。去政治化的專家治理,換來的只是受命黨國的「專家獨裁政治」,而擁有專家提名權的政客,也必然會選擇意識型態相近的學者專家。新一認為委員的產生方式,已經注定其獨立性之不可得。

    如果媒體是社會公器,那麼媒體就應該隸屬社會與人民,而不是現行的黨國「專家」治理。政府的角色,應該從「治理者」縮限成「程序檢查員」,與媒體產業老闆公會、記者工會共組統合平台。

    新一談到政府的角色時,特別舉例說:「新聞媒體攸關國民世界觀與社會教育,因此政府必須要求新聞業者提供一定比例的國際新聞,以免民眾在反智新聞污染之下,成為腦殘土雞。」由於,政府扮演的只是程序性監察的角色,並沒有干預播報的實質內容,將不會有新聞干預之問題。

    再者,媒體記者與媒體業老闆雙方,也應就「記者勞動條件」、「記者的新聞專業與報導信念」達成協議。如此一來,記者將不會因為受制於老闆,而讓報導傾向老闆的政治黨派或意識型態,也讓中資藉由取得台灣媒體以操弄輿論的可能,降低許多。

    人民有知的權利,但媒體或有可能出現偏頗、獨斷的報導,在24小時都有新聞報導的現代生活中,你我也自然成了媒體的「利害關係人」。這就像住在工廠附近的居民,極有可能吸收到噪音與污染的空氣,而企業也必須將此納入生產成本。

    體認自己是「利害關係人」,是公民意識抬頭、監督媒體的第一步,唯有如此,公民團體才能夠監察報導是否偏頗。新一解釋說:「此套模式,將讓台灣新聞媒體成為真正的『社會公器』,而非黨派意識型態的政治工具,甚至成為旺中圍剿黃國昌等學者的武器。」

    沒有轉型正義,就不會有真相,即便是改造後的媒體環境,也依然無法徹底清理過往遺留下的威權代理人。


    普世價值 / 信息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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