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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作者吳叡人今年八月間發表於香港明報週刊No. 2285,原標題「歷史與自由的辯證:關於香港國民教育 學科爭議的反思」)一心摘要

    雖然,我們的世界被切割為近兩百個主權國家,而這些國家大都將自己界定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國號、國旗、國歌,然而,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毫無問題的。

     政治學家Be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所描繪的四波先後出現的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末開始的短短兩百年間,重劃了人類政治地圖,創造了我們所存身的民族國家世界。 今日,總數七十億的人類,被納入非彼即此的國家之內,無國籍者難以容身,無處可逃。

    然而,這也是最血腥的兩百年,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們為了使政治邊界符合文化邊界,涉入了革命、戰爭、征服、奴役、強制遷徙、同化、教育灌輸、種族清洗與滅絕;他們付出重大的犧牲,創造了過去從未存在的民族與國家,但也造成了無數語言、文化、族群的消失。

    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我們信仰為神聖美麗的疆域,其實有著一個「不神聖的,暴力的起源」。

    而「國民教育」的原型,就是第三共和時期的法國所創造的,它的目的在經由強制的語言同化與愛國主義灌輸,將佔人口絕大多數,完全不說法語,沒有法國認同的農村民眾改造成「法國人」。一般認為極度自由開放的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為了同化大量來自東歐的新移民,也進行了激進的第三共和式國民教育。

    民族主義從西方向世界各地擴散,在十九世紀末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這股強大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運動開始逐步將一個古老的帝國改造為現代民族國家。然而,1842年即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卻自始至終未曾(直接)參與這個過程。1895年割讓給日本的臺灣,同樣也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就離開了中國歷史的軌道。

    對中國民族主義者來說,1997年才納入領土,從未直接受到中國民族主義洗禮,而且又長期受到英國文化污染的港人,不僅是是「遲來的中國人」(belated Chinese),他們的中國性(Chineseness)也是不純正、不充分的。而不足、不純的中國性,則是港人對國家缺乏忠誠,不斷要求自主的根源。

    那也就是為什麼,北京汲汲於透過國民教育,將港人徹底改造為「純正的中國人」,這和1947年228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將臺灣人的反抗歸因於「日本的奴化」,如出一轍。從北京(或者1947年的南京)觀之,香港人和臺灣人都是「未完成」的中國人。

    然而,被某個巨大的威權民族國家吞噬,被強制塑造為臣服的「國民」,就是今日香港人—─或者明日的臺灣人?—─的宿命嗎?

    對許多人而言,國家是不請自來、被強加在身上的東西。它的一個特徵是無所不在,因為國家瓜分了地球上所有土地,所有人都毫無選擇地被納入特定國家之內,被需索忠誠—除了縱橫七海的海盜之外。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種令人不悅的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呢?

    處在後民族主義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擁有黑格爾當時所沒有,所不曾想像的力量—─兩百年迂回曲折的民主政治洗禮。所謂「民主」最古典的定義,就是組成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我統治,而自我統治的人民,則被亞理斯多德稱為「公民」。

    誠如哲學家盧梭所說,即使最初的社會契約是預設的,然而被納入契約的公民有權在直接的政治參與過程中,不斷更新和國家之間的契約關係。他們有權就國家認同與國民身份的邊界、內容與象徵,進行自由地表達與討論,讓自己對這個共同體的想像與其他公民的想像相互碰撞、交融。

    最終,如果他們認為這個身份認同不再具有政治或情感的正當性,他們有權力終止這個契約,甚至脫離(exit)這個共同體。這是一個不完美的選擇,源於不完美的人性。

    如今我們已經不可能再接受十九世紀式的國家強制,由上而下塑造認同的「國民教育」。我們要求的,是使我們有能力由下而上,自我塑造,自我形成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

    美國政治哲學家Amy Gutman將公民教育界定為「培養促進政治參與之諸美德的教育」。公民教育不是由上而下的強制灌輸,而是由下而上的辯論、協商與共識形成,它的基礎在於共同體的政治正當性,而不是任何大寫的「歷史」,抽象的「土地」「人民」,以及帶有劇毒的「血緣」。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民的身份暫時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要求至少擁有決定要成為哪一種「國民」的權力。

    站在臺灣觀看為自由而奮戰的香港人,筆者深刻體會到這個事實:自由的、世界的香港人唯一能接受的中國認同,是一個民主的,自我決定的,以及自我統治的公民認同。


    國民精神 / 好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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